從「存目」談起——兼致范用兄

※從「存目」談起

——兼致范用兄註釋標題范用：資深出版人，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

在摧毀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成了被「革命」的對象，被迫停筆。粉碎「四人幫」之後，廣大讀者迫切希望了解作家，特別是老作家的信息，渴望讀到他們的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察覺到讀者的感情和需要，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首先出版的是《巴金近作》。《巴金近作》之後出了四本，分別為《巴金近作》（第二集）、《心裡話》《探索與回憶》及近作合集《講真話的書》。《講真話的書》書名是時任四川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楊字心同志建議的。

改革開放的前十年，極左思潮時隱時現。對巴金的《隨想錄》，有人指責他不該贊同趙丹「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遺言；指責他幾次談「小騙子」，揭露了「陰暗面」；指責他主張講真話，因為「真話不等於真理」；等等。曾經有人企圖把巴金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叫嚷要「槍斃巴……」出版巴金的書難免沒有一點風險。幸好任白戈非常關心四川的出版工作。當我們談到這些為難之處時，他說：「巴金是國內外有影響的作家，他的某些見解，有人一時不理解。但巴金送來的書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如有人反對，我會出來為你們說話。」他的支持，增強了我們出書的勇氣。書的發行量大，影響更大。

在出版《講真話的書》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運動的運動，極左思潮再度抬頭。我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分管文藝和出版工作。和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許川一起，從實際出發並為穩定人心，公開表示四川文藝界的主流是好的，尚未發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有人指責我們包庇有問題的人，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當時，文藝出版社曾被停業整頓，剛恢復出書不久。……在這種形勢下，我幾次去上海與巴老商量：一、推遲出書時間；二、用「存目」的方法出書，即抽掉三篇文章，在目錄上保留題目，註明「存目」二字。1987年4月14日，巴老來信說：「在這段時間裡，我最好保持沉默，沉默對我養病有好處。因此《近作》暫時不出也好。對所謂《巴金傳》我也是這樣的看法。我現在考慮的是國家民族的前途，不是個人的名義。」以後，巴老認為，不要因為兩三篇文章，影響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與讀者見面，原則上決定採用「存目」的辦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中，一開始就說：「我同意用『存目』的辦法，反正你是責任編輯。我不會讓你為難。」在編書的過程中，我認為原擬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兩篇文章，可能不會讓別人抓住辮子，只決定把《「文革」博物館》一篇「存目」。因為在這篇文章里，巴老不贊成前幾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為此，我委託去北京參加會議的張仲炎，代我請示時任中宣部分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仲炎回成都后告訴我：「敬之同志說完全相信李致會處理好這個問題。」這樣，巴老從粉碎「四人幫」到1990年的全部著作（包括《隨想錄》在內），以《講真話的書》為名，終於出版了。

《講真話的書》及《隨想錄》單行本

1990年12月25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中說：「書三十二冊收到，你們辛苦了，印刷裝幀都還過得去，我相當滿意。感到遺憾的是漏掉了幾篇文章（如譯文選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辦法刪去了一篇『隨想』。特別是後者，這一辦法本身就是一篇『隨想』。讀者會明白這個意思。這次寄來的是精裝本。三十二冊已經夠了。一定還有平裝本，也寄點來吧。在四川恐怕這是我的最後一本書了。」

「存目」的辦法，我是從巴老那裡學來的。1980年，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提出不寫「文革」的主張，巴老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懷念魯迅先生》一文，其中不僅涉及「文革」的話被刪去，「甚至魯迅先生講過的他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血』的話也一筆勾銷了，因為『牛』和『牛棚』有關」。巴老很不高興，決定終止為《大公報》寫專欄。巴老給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寫信，表示「我就是你這個主張的受害者」。這是當年巴老告訴我的。以後，《大公報》有關人員向巴老表示歉意，巴老才繼續為專欄寫稿。巴老為此寫了《「鷹之歌」》說明此事。在香港出版《真話集》時，巴老在目錄《「鷹之歌」》下，用了「存目」的辦法。

巴老因患帕金森病，舉筆重千斤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作了重要談話，政治環境較為寬鬆。《講真話的書》再版時補收了《「文革」博物館》，去掉了「存目」。一些人開始議論《講真話的書》初版所採用「存目」的辦法。其中多數人不了解事情的由來，認為巴老的文章非常重要，怎麼能抽去一篇呢？我完全理解他們關注和尊重巴老的心情。只是有的人，不知出於什麼目的，對「存目」這種做法，專門發表文章，將矛頭直指時任宣傳部副部長的我，說我是背著巴老乾的（或強迫巴老同意的）；又指責說，「存目」者，「開天窗」也，只有在解放前對國民黨採用這種辦法。解放后的書，沒有出現過「開天窗」，這本書創新中國以來「開天窗」之首例。我真不知道是批評我右了還是「左」了，是保守還是冒進，是怯弱還是逞能？……事後一想：這實際上是在向官方「舉報」我，但畢竟時代不同了，領導沒上當，我也沒受到懲罰。

不能說這種指責對我沒有干擾。但是，十四年來（1990年至今），我沒有發表過巴老的信，也沒有寫過文章為自己辯護。原因很簡單，我不願意巴老為這本書增添煩惱。同時，我堅信巴老說的：「讀者會明白這個意思。」隨著時間的推移，已逐漸證實這一點。

去年在《文匯讀書周報》讀到范用兄的文章。儘管范兄不知道「存目」的由來，卻說了這樣一段話：

曾有溫姍先生在香港《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議論此事：

把巴老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極不可取；但是，編者仍然「存目」還有可取之處，至少他們有勇氣告訴讀者這裡本來應有如此一篇文章，讓讀者去思索個「為什麼」，而且引火燒身地招來對他們的批評。如果他們乾脆連目錄都刪去，作者、讀者更是連話也說不出一句，豈不省事？

這種理解是很可貴的。

早在1981年，巴老就說：「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只是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和人民。長官點名，我不會害怕。倘使一經點名，我就垮下，那算什麼作家？」「文革」博物館是巴老倡議的，巴老一直堅持這個主張，從未退縮。巴老為保護出版社，避免授人以「柄」，同意「存目」，是在特定條件下的堅持。我有責任把事情說清楚，以免有人或明或暗地向巴老潑髒水。此時此刻，巴老躺在病床上，我不擔心給他增添煩惱了。

這篇短文也是我給范用兄的信。

2004年9月18日

附記

此文收入文匯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生命的開花》一書，同時作為附錄收入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講真話的書》。

文中所指針對我專門發表文章的是四川省曲藝團的賀星寒。賀星寒后因病去世。他重病期間我曾去醫院看望，去世后亦去靈堂弔唁。他的文章刊於1993年第7期《炎黃春秋》雜誌，責任編輯為杜導正。《炎黃春秋》是我一直訂閱和喜愛的雜誌，可惜此文失實。

20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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