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第四輯風雨故人・送仿吾的行（5）

熱的人，當然是不能取悅於社會，周旋於家室，更或至於不善用這熱的；志摩在死的前幾年的那一種窮狀，那一種變遷，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許多男女友人，當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實在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那一種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緣故，終至於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覺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後——他死的時候是三十六歲——正是壯盛到絕頂的黃金時代。他若不死，到現在為止，五六年間，大約我們又可以多讀到許多詩樣的散文，詩樣的小說，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傑作——《詩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這一部未完的傑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處卻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當時，就有人說，志摩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罷倫，奢來的死法一樣，確是最適合他身分的死。若把這話拿來作自慰之辭，原也有幾分真理含著，我卻終覺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生，雖說是偶然的結果，但我們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這慘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是無理解的社會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真是一個如何狹量，險惡，無的社會！不是身處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我們在志摩的死後，再來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勞的事。所以這次當志摩四十歲的誕辰，我想最好還是做一點實際的工作來紀念他，較為適當；小曼已經有編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這原是紀念志摩的辦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學獎金的設定，和他有關的公共機關里紀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圖書館的起，以及志摩傳記的編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們后死的友人，來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時勢的混亂，當這一個國難的關頭，要來提倡尊重詩人，是違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的澆薄，現在有些活著的友人，一旦鑽營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擠詆毀，誣陷壓迫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文人，對於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說了。「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吧！

選自《達夫散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

回憶魯迅

序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里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里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自然可以不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弔魯迅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