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憂思手記（二）（8）

經過反覆策劃的行動，逐一如期實施。1970年11月25日這一天，他早早起床，沒有與妻兒做特殊的告別，也沒有作為一個丈夫所應有的對妻子、孩子的依舍和放棄責任的自疚，只是精心洗浴修飾自己一番，穿上日本傳統的兜襠褲以及盾會制服，帶上短刀匕，留下請編輯來取的遺稿，然後就分別給記者打電話，並囑咐他們帶上照相機，以便讓新聞界親眼目睹他最後一次的戲劇性表演，刊登出去昭示於眾。然後按時來到自衛隊總督中心大樓，一伙人開始行動，捆綁總督，並強行召集總督自衛隊聽其煽動性的講演。最後，按程序寬衣解帶，三呼天皇陛下萬歲，在地毯上正襟危坐下來。先割破手指，在事先預備好的日本紙上寫下一個\"武\"字，拋筆后，便把短刀捅進自己的左側下腹，再次三呼天皇陛下萬歲，便請求他的夥伴對他進行補刀，砍下他的頭顱，他的夥伴對他補了三刀，三島才身兩處，結束了生命。

一切都是按照步驟血淋淋地進行……

接下來，是整個日本的嘩然與震驚，以及規模宏大的哀悼和國葬，浩浩蕩蕩的人流伴隨著貝多芬第三交響樂為之送別。如果是一個國家領導人或者社會活動家，這個局面是非常順理成章合合理的，但作為一個藝術家文學家，便顯得不大對勁。死是一件非常個體的行為，轟轟隆隆、喧天響地，總覺得是一出悲劇戲的表演。

一位詩人曾說，沉默比毒藥更動人。在生活中，我常常有同感。

三島的死，與我尊敬的茨威格以及令我心疼的張愛玲的安詳的離去，在人性的哲學的層面上是多麼的不同，死神每一天都在觸碰他們深層的精神和靈魂，而不僅僅是觸碰他們的軀體或握住刀刃切腹的手腕，也不僅僅是觸碰了某種實現自我壓抑的**。他們始終在反省，那些忙碌的虛華浮榮、功名利祿，那些禮貌之下人類的冷漠與孤獨，那些虛設的意義與價值，到底都是些什麼？這才是對人生終極問題的最深邃的質疑。他們默默無聲地消逝了，不打擾任何一個人，他們把死亡作為最後一個沉靜的哲學，留在後人心裡，讓我們繼續思索。

前者是一種當\"烈士\"的**，後者是一種人類最深層的探索生命的哲學。兩者完全不是一種境界。

但畢竟三島是悲壯的，誰會用自己的生命去表演呢！這也是最後的壯烈了。

17、不寫作的自由

常有人打電話問我，最近在寫什麼。我答說沒寫什麼，或說寫得很少。問者便很失望地、同時又似乎鼓勵般地說：你應該寫作，你不寫太可惜了。

\"可惜\"一詞多少令我有點疑惑。先，是一種善意的想當然，也許他以為一個人的某些資源，如若把它潛留在心底便是一種浪費。其次，是對創作的不理解——莫非寫作是自來水龍頭，只要打開隨時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流出？

只有很少的人，懂得一個作家不寫作的自由，以及相伴而生的痛苦。

經常是，我把房門緊閉，電話關上，電腦打開，手指洗得乾乾淨淨，茶水也泡好，把頭腦中所有的壓力和雜念統統排開，外邊的天氣也正好是陰雨綿綿……似乎一切準備都合乎寫作的心境。可是，坐在電腦前，有時獃獃地一坐坐上半天，一個字也寫不出，腦子裡空空洞洞，如同一個廢棄的倉庫。每當這時，我便會停下來，或者隨便翻翻閑書，或者乾脆把自己打到街上去瞎走。

其實，不寫作的自由正如同寫作的自由一樣，自然而然，沒有附加條件。什麼時候，作家的身份不再成為一道虛幻的光彩或者一道陰影，浮現在真實境況中我們的臉孔之上；什麼時候，作家的身份不再同時寄附在現實生活的我們的身體里，讓\"他\"渾然不覺中遊離成另外一個單獨的人；什麼時候，那個作家的身份只是報刊雜誌上的一個署名，而生活中的我們只是安靜地生活在北京某條寬敞的街道拐角處的一所寓所里的有些多思多感的人；當報刊雜誌上那些褒貶我們的作品的嘈雜之聲，或者熟人在電話里討論我們要不要寫作的感嘆，對現實的我們來說如同在說一個不相關的另外的人的時候……這種時候，自由的光輝就真實地降臨了，那將是什麼樣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