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三十一章.馬上天下，搖擺不定的帝國（3）

忽必烈在都城為各部族人指定了居住區，來自義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都被當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馬可·波羅曾提到，學者和醫生從中東趕來，在這裡重新開始他們的事業。羅馬天主教、聶思脫里派和佛教的傳教士們，與已在中國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們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師、印度的神秘主義者和一些地區的猶太法師也加入了這個混合共同體，在這個帝國之中，各種各樣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種各樣的思想在到處傳播。它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大都會，適合作整個世界的都。

最後，在都城的中心地區，忽必烈建造了一處蒙古式的休息所，高牆之內，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繼續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於其中。在城市中劃出一塊寬大開闊的場地飼養馬匹牛羊，這在中國文化中是沒有先例的。紫禁城裡變成了一個微型草原，鑲嵌在元朝都的中間。在元朝，紫禁城的整體布局非常複雜，裡面有許多蒙古包，蒙古人很喜歡在那裡居住、用餐和睡覺。有身孕的皇族妻妾們堅持要讓孩子在帳蓬中出生，長大時在帳中接受正規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繼任者們在公開場合堅持像中國皇帝那樣生活，而在紫禁城的高牆之內，繼續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在紫禁城內，忽必烈和蒙古貴族在生活仍然表現為蒙古人的特徵，而不講究禮儀。由於大量狂飲及不講禮節，元朝朝廷上的各種禮節儀式十分紊亂，有時忽必烈的貼身護衛不得不用權杖摒退擠在一起無拘無束的官員和賓客，朝廷的場面時常混亂，因此蒙古人試圖模仿中國朝廷上那種繁瑣而莊嚴的禮樂儀式。

按中華帝國的傳統，朝臣等級分明，根據官階大小站列，與此相反，蒙古人往往無秩序地擠在一起，最讓漢人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無所顧忌，毫無拘束地與男人們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場合也是如此。

為收攬民心，蒙古人減少了宋朝嚴酷的刑律。減少了中國近一半的罪名數量，從兩百三十三條減少為一百三十五條。即使對保留下來的罪名，忽必烈也很少允許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個年份沒有死刑記錄。死刑數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兩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僅七例，四個年份沒有死刑記錄，可能是因為那幾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罰。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統治中，共有不到兩千五百名罪犯被處死，每年的死刑數甚至大大少於現代國家。

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對個別民族或種族集團的過分依賴，他傾向於使不同人們之間互相制約，他經常將漢人和外族人混合起來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亞美尼亞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項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歐洲人。蒙古人在每個部門中規定了種族的名額，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和外國人，這樣，每位官員的周圍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官員提升是出於才能和功績、而不是出身，忽必烈的政府部門也很注意從最低級的職業如廚師、看門人、抄寫員和譯員之中搜羅人才。

管理地方的官吏沒有固定的官階級別，忽必烈汗強化了成吉思汗的決策體制，即通過大型集會和政務會及經常性商議作出決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樣，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會議的政務會取代了官僚機構。所有決議都要由集體決定，而不是一個官員說了算。而按照傳統中國的標準，只要由一位官員決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毫無效率和不切實際，花費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

當蒙古人堅決抵制部分中國文化如儒家學說和纏足時，精簡的貨幣制度顯示出他們十分欣賞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為揚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忽必烈建造學校，恢復中國的翰林院。

蒙古人顛覆了中國舊的基層行政劃分，他們將農民組織起來，以五十家為一個單位，稱為「社」。這些基層單位對農民的生活負有廣泛職責，具有足夠權威。社也有責任為農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忽必烈設立公共學校，讓所有的兒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農民的孩子。而在此前的中國，只有富人才有時間和金錢去教育他們的孩子，所以他們才能一代又一代進行奴役，並維持對文盲的農民階級的統治。史書記載，在忽必烈在位時期，元朝共建了數萬所公共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