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山下的花環 五（1）

長龍般的專列悶罐車載著武器和士兵，晝夜兼程。在九連坐的兩節悶罐子里，有我這拿到調令沒敢退卻的指導員。

不用梁三喜直著罵，我當然也曉得，軍人效命沙場，當應義無反顧。倘若我在這種時候離開這支部隊，那將是對軍人稱號的最大玷污！眾口啐我是「逃兵」算是遣詞準確，破口罵我是「叛徒」也毫不過分……

部隊開到雲南邊防線，大家才知道這所謂邊防實際上是有邊無防。紅河彼岸，我們用肉眼便可看到一個挨著一個的永備性、半永備性的碉堡工事。如果拿起望遠鏡，即能清晰地看見那瞄準我們胸膛的黑洞洞的射擊孔。而我們這邊，多年來卻一直高喊把自己的國土，當做對方「最遼闊的大後方」……

如今，在迫不得已的況下進行還擊，一切都顯得緊迫而倉促。一下擁來這麼多部隊，安營先成了大問題。團以上指揮機關擠進了地方機關的辦公室。連隊則分散在深山溝里，用青竹、茅草、芭蕉葉和防雨布，搭成了各式各樣的「營房」。為防空防炮，還常常住進那剛挖的又潮又濕的貓耳洞……

當我們九連聽了邊民有家不能歸的控訴，現場參觀了河口縣託兒所被越寇用機槍橫掃后的慘狀后，求戰書像雪片一樣飛到連部。儘管上級不提倡寫血書，連里還是有幾位戰士咬破了中指……可我這個當指導員的，人雖跟著九連來了，心裡卻仍在打小鼓。我懊喪自己自作自受，我後悔當初不該放著攝影幹事的美差不幹，來到這九連搞啥「曲線調動」！眼下，我惟一的希望是離開這戰鬥連隊，回到軍機關……

於是，我便悄悄找軍里和我要好的同志，讓他們側面反映一下，以工作需要為名，把我重新調回軍機關。恰在這時，軍黨委作出一個十分嚴厲的決定：凡在連隊和基層單位的**，一律不準調到機關里來。已經調的要堅決送回基層，個別因有利於打仗確實需要調的，不管他是幹部還是戰士，均需軍黨委審批才能調動。否則，按戰時紀律予以追究。

我聽后，心裡涼了半截。

梁三喜對我的態度倒還夠意思。在他罵我滾蛋時我沒還嘴，見我跟著連隊來了又沒離開連隊，他不僅沒再向我投來鄙視的目光，反而像我剛下連時那樣主動找我商量工作。我還覺察到，他已給連里的其他幹部做過工作了。當我們坐著悶罐車朝前線開時，一路上靳開來曾不時地說些風涼話給我聽，揚說戰場上他將摽著我，一旦現我有叛變的苗頭，他會給我一粒「花生米」嘗嘗……而眼下，他見到我儘管臉還放不開，但大面上也總算說得過去了。

連隊進入了臨戰前的突擊性訓練。為適應在亞熱帶山地叢林中作戰，團里讓我們九連練爬山、練穿林，這比那「十公里全副武裝越野」，更夠人喝一壺的。梁三喜累得嗓音嘶啞，眼球充血，嘴唇龜裂，那瘦削的臉膛更見消瘦了。就連被譽為「輕型坦克」的靳開來，臉頰也凹陷了。至於我，那就更不用提了。我累得晚上睡覺連衣服都懶得脫，常產生那種「還不如一顆流彈打來，便啥也不知道才好」的念頭……

我和媽媽已有二十多天中斷了聯繫。來到前線后，料她也無神通可施展了，我也就懶得再給她去信。這天，從後方留守處轉來連隊一批信件，其中有我三封。一封是柳嵐從軍醫大學寫來的，她在信中質問我為啥接到調令后還不回去，譏笑我是不是想當什麼英雄了。她毫不掩飾地寫道：現在的大學生寧肯信奉紐約伯德羅埃島上的銅像（自由女神），也絕不崇拜斯巴達克斯……另外兩封信是媽媽寫來的。頭一封信她讓我離開連隊動身時給她拍個電報，她好派車到車站接我回家。第二封信她已覺出事不妙，似乎也深知在這種時刻調我回去的利害關係。她問我是否因周圍有不良反應才沒走成，如果覺得實在不能調走，那就無論如何也得離開連隊，重回軍機關工作方為上策。

媽媽的「上策」和我的心思吻合了

此時，我多麼想趕快離開九連回軍部啊！而重回軍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雷軍長身上。這時，我想起了媽媽多次給我講過的她救過「雷神爺」一命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