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與小說家（2）

亨利-詹姆斯曾說：小說的道德依賴於裡面「感性生活」的量。

天主教作家，只要他遵從教會的思想，他就能從核心的基督教神秘的立場去感受生活。儘管那是可怕的，但它是上帝所確立的，是值得為之而死的。不過，這種情況應該擴大而非縮小他的視野。對於懷利先生所代表的現代頭腦來說，這是扭曲的觀點，「如今天眾所周知的那樣，與真理很少或根本沒有關係」。不為一個有限的天主教信徒的圈子寫作的天主教徒很有可能會認為，既然這是他的觀點，他是在為一群有敵意的讀者寫作，那麼，他將更加關心讓他的作品立足於自身，完整而自足，憑本身的質量而不受影響。當人們告訴我，因為我是個天主教徒，我就不能做一個藝術家時，我只能悲傷地回答，正因為我是個天主教徒，我就很難不是一個藝術家。

任何作家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都是來自材料本身中存在的必要性，這些限制總體上將比任何宗教所能強加的限制更為嚴格。天主教小說家的問題的複雜，部分在於恩典的存在。恩典出現在自然中，對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的信念不會與他的戲劇感脫節，不會脫離他對真實的認識。然而，在當下，沒有人比天主教徒更渴望這種脫離，他們要求作家在自然的層面上，限制他允許自己看見的東西。

對於那些普通的教徒讀者，如果通過他給編輯的信和其他讓他瞬間顯露自身的媒介能夠追蹤到他的話，我們會發現他更像一個教會所不允許的二元論者，將自然與恩典儘可能分開。他將自己對超自然的觀念縮減成了虔誠的陳詞濫調，從而能夠以僅有的兩種形式在文學中辨認出自然。這兩種形式就是感傷的和淫穢的。他將選擇前者，同時保留對後者的更大權威，但是他一般總是把握不住兩者之間的共性。他忘記了感傷是一種過度（excess），感傷的扭曲（distortion）一般是由於對無辜（innocence）的過分強調，那種無辜只要在普通人類條件下被過度強調，就往往會被某種自然法則轉變成它的反面。我們在墮落中失去了我們的無辜，我們通過救贖返回無辜，那是由基督之死和我們的緩慢參與所帶來的。感傷躍過了這個過程，並過早抵達了一種模擬狀態的無辜，它強烈地揭示著它的對立面。在另一方面，淫穢在本質上是感傷的，因為它排除了性與它的實際意圖的關聯，使它與它在生活中的意義相脫離，以致使它僅僅成了為了自身利益的一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