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說中的某些怪異方面（1）

南方小說中的某些怪異方面

我認為，如果聽作家說話有什麼價值的話，那就是聽他們能見證到什麼，而非他們能提出什麼理論。我自己解決文學問題的途徑與約翰遜博士的盲管家非常相似，她在倒茶時把自己的手指放在杯子里。

在這個國家，作家們能夠很好地為彼此說話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二十年代，范德比爾特大學的那些作家，感覺彼此的思想有足夠的密切關聯，他們便發行了一個小冊子，叫做《我將堅持我的立場》，而三十年代，還有一些作家的社會意識或多或少具有同樣的方向。但是今天，任何好的作家都不會鬆散地結合在一起，也沒有勇氣說他們為一代人代言，或為彼此說話。今天每一個作家都只為自己說話，即便他可能並不確信他的工作重要到足以證明自身的程度。

我認為，每個作家在談論自己的小說方法時，他希望展示的是，在某個關鍵和深刻的方面，他是個現實主義者。對於我們有些人來說，要向他們證明日常生活的普通方面沒有很大的虛構價值，這是非常困難的。我發現，如果一個作家的年輕男主人公與普通美國男孩不一樣，甚至與普通美國流氓不一樣，那麼，他的罪犯就有大量需要解釋的東西了。

他首先需要說明他沒有做什麼，因為即便今日的美國文學中不存在真正的流派，也總會有某個批評家發明出來一個，並準備把你納入進去。如果你是個南方作家，那個標籤，連同相伴隨的所有誤解，都會馬上貼在你身上，任憑你盡己所能去擺脫它。我發現，無論出於何種特殊的戲劇化需要，只要你使用了南方場景，你就仍然會被普通讀者認為是在寫南方，並憑藉你的小說對典型南方生活的忠實來判斷你。

總是有人向我指出，喬治亞的生活根本不是我所描繪的那樣，在逃犯不會在路上漫遊，把人們全家全家地殺個精光，聖經推銷員也不會帶著木腿四處徘徊，尋找姑娘。

社會科學給公眾接近小說的途徑帶來了沉悶的枯萎病。當我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最討厭的就是那個虛構的實體：南方墮落派。每次聽到南方墮落派，都感覺像粘在柏油娃娃身上的兔八哥。曾有一段時間，普通讀者讀小說純粹是為了能從中獲得道德訓誡，但是，無論這麼做有多麼幼稚，都遠遠不及他現在的一些更為局限的閱讀目的幼稚。今天的小說被認為完全是有關社會、經濟或心理力量的，這些力量必須得到展示，對於好的小說家來說，那些日常生活細節僅僅意味著某個更為深刻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