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安回憶錄》的前言（7）

這件事也為我打開另一個看待怪異的新視野。我們大多數人學會了要不帶感情地對待罪惡，要正視它，但多半不會發現我們自己的猙獰笑容無可爭辯地反映在上面。但是善良是另外一回事，很少有人有足夠長的時間凝視它，直到能接受它的面孔同樣怪異的事實。在我們內部，善良是某種正在建設之中的東西。罪惡的典型通常能引起相應的表情，善良的典型必須滿足於陳詞濫調，或者被打磨得平整光滑，使它真實的表情變得柔和。當我們注視善良的面孔時，我們看見的往往是一張瑪麗·安那樣的臉，充滿了希望。

海蘭德主教在瑪麗·安的葬禮上做了佈道。他說，世界會問，為什麼瑪麗·安會死。他無疑想到了那些熟悉她的人，知道她熱愛生活，知道她有一次把漢堡包抓得那麼牢，她從椅子背上掉下去時都沒有撒手，或者她死前幾個月，她和修女洛瑞塔有了一個真娃娃可以照顧。主教是在對她的家人和朋友說話。他可能沒有想到世界，更遠的世界，它不會問瑪麗·安為什麼會死，而是首先會問，為什麼她應該生下來。

我們時代的一個趨勢是利用受苦的孩子來質疑上帝的善，而一旦你懷疑他的善，你和他的關係就完了。霍桑視為一種威脅的埃爾梅們，數量已經成倍增加。他們忙於減少人類的不完美，同時也是在減少善的原材料。伊萬·卡拉馬佐夫不能信上帝，只要還有一個孩子在受折磨；加繆的英雄不能接受基督的神性，因為無辜者的大屠殺。這種流行的同情心，標誌著我們在感受力上的增強和視力上的損失。如果其他時代感受的少，他們看見的就多，即便他們是用盲目的、預言的、實事求是的眼睛，亦即信仰的眼睛去看的。在這種信仰缺失的現在，我們被溫柔所主宰。這種溫柔，因為已經長久割斷了與基督本人的關聯，被包裹在理論之中。當溫柔與溫柔之源脫離，它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恐怖。它最終會變成勞改營和毒氣室的煙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