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和他的國家（3）

基督徒作家將認識到，在幻象的最深處，隱含著道德判斷。當我們根據調查統計來再現我們的國家，我們就被迫將神秘與風格分開，將判斷與幻象分開。為了產生出對於現代風尚來說更為愉快一點的東西，我們被迫以統計學的原則來塑造我們的良知，那就是把相對的當成絕對的。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就是一種良知，既然我們沒有生活在一個有明確信仰的年代，但是對於天主教徒作家來說，它可能不是一種良知，甚至不可能是。他將認識到，長時間服膺於這種東西，都會產生一種沉悶、無形式的、傷感的文學。這種文學將為那些把精神與羅曼蒂克聯繫在一起的人提供一種精神目標，為那些混淆了美德與滿足的人提供一種快樂的感覺。小說家關心的是事實，但是，如果事實可以由民意調查來確定，那麼，金賽博士2①與蓋洛普博士②的門徒就夠了。

在最偉大的小說中，作家的道德感是與他的戲劇感相一致的。我看不出還有別的途徑來實現這點，除非他的道德判斷恰恰內在於他的觀察行為，而且他能夠自由地使用它。我聽人說，基督教信仰對於作家是一種妨害，但是我自己沒有發現任何偏離真理的東西。實際上，它讓小說家得以自由地去觀察。它不是一套確定你在世界上看見什麼的規則。

它保證了作家對神秘的尊重，從而在本質上影響到他的寫作。

溫德姆-劉易斯在他的小說集《腐爛的山》的前言中寫道：「如果我寫一座正在腐爛的山，那是因為我蔑視腐爛。」當下對作家的指責是，他們描寫腐爛，因為他們喜歡腐爛。有些人確實如此，他們的作品會背叛他們，但是，我們不可能不相信，有些人寫腐爛是因為他們看見了它，辨認出了它本身。

然而，很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的文學如此明顯地缺乏精神目標和生活樂趣，如此匱乏的小說實際上是否還是可信的？在這件事上我唯一必須檢視的是我自己的良知，當我注視著我寫下的小說，我發現它們大部分是關於窮人的，關於身心都在遭受折磨的人的。他們很少有--或至多只有一種扭曲的精神目標的感覺，他們的行為顯然不能讓讀者深深地確信生活的快樂。

怎麼會是這樣？因為我不是不相信精神目標的人，也不是一個盲信者。我從基督教正統的立場來觀察事物。這意味著對我來說，生活的意義集中在基督對我們的救贖上面，我是在世界與救贖的關係上來看待世界的。我不認為這個立場可以半心半意地接受，或者特別容易在當下小說中鮮明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