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崇佑：抗辯政府的大律師（4）

關於「煽惑*罪」，共有兩項。第一項的確定甚為滑稽，起訴書的證據僅為5月16日《益世報》所刊《勸告軍警》中語，「國人皆曰某某可殺，而軍警獨曰不然；國人皆曰某某可尊，而軍警獨曰否否」，因謂其「慫恿軍警殺害某某」。劉崇佑的抗辯除申明此文亦出自「國民之言」欄，更陳述「某某」俱未指實，「則所謂煽惑他人犯殺人罪者，先無可殺之特定之人，是為犯罪之不能」。而「可殺」云云，「不過排斥之語調」，「何可以辭害意」？何況，「輿論之性質只能為好惡之表示，不能別有行為。即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亦不過欲之而已，並非真能生之死之也；服從輿論，不過與輿論同其好惡而已，並非進而生之死之也。該文自始至終並無勸軍警實施殺害某某之言，更安得強認為慫恿」？因而此罪亦為無據。

第二項「煽惑罪」的認定即原初查封的借口，起訴書指控《益世報》刊載要求「除去曹、陸、章、徐四國賊」的山東軍人通電，犯有「煽惑軍人，出而同除此四人」之罪。劉崇佑的辯訴既說明《新聞報》5月21日已刊出此電，《益世報》僅屬轉載，也提示潘智遠當發稿之時，人在通縣，23日夜始回京，即遭逮捕。也就是說，即便刊發有罪，潘氏亦不當負責。更精彩的說法則是，《新聞報》本為政府批准發行內地的合法報紙，登載此電也未受追究，「故凡本其合法之認識，傳述該報所載之電或轉載之者，皆無一不當然合法；否則，不啻政府為阱於國中，故以違法之物頒布人民而欺詐之，使之犯罪」。這一反詰無疑使政府大為難堪。劉氏更由《益世報》轉載時刪去「刻下諸國賊」數語，推論其「只有好意之減輕，並無惡意之增重」，指責當局實為「深文周納」，以「莫須有」論罪。

雖則劉崇佑的辯護有理有據，地方審判廳在6月21日的判決中仍蠻橫地宣布，潘智遠犯有煽惑他人殺人、侮辱官員、妨害治安三罪，合併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被免去的只有刊載魯軍人電一項，「查系轉載，非該被告人所造意」。但原發罪的不成立，已經彰顯出官方的無理狡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此可得一準確的例示。

還在「五四」遊行火燒趙家樓后不久，5月8日，北京律師公會即作出決議：

如曹汝霖方面請律師，任出何報酬，一律不就。如有不遵此議者，對待以積極的手段。學生若請律師，願盡義務。

而在此後政府對學生的訴訟中，劉崇佑果然本此諾言，一再為學生義務出庭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