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崇佑：抗辯政府的大律師（3）

眾議員王文璞當即提出質問書，認定「未曾宣告戒嚴之時而濫用《戒嚴法》」為非法，山東軍人通電「首先登載於上海《新聞報》、《申報》」，不應獨罪《益世報》，重點則落在警察廳之舉措有妨害「《約法》上所賦予人民之自由」的指控。由此也可見出警廳對查封《益世報》改口遮掩的破綻所在。

雖然有此失誤，一意孤行的當局卻不打算認錯。置議員的質問、北京報界聯合會的聯名呈請以及津滬學界的屢次電請於不顧，地方檢察廳仍將潘智遠訴上法庭。而為其擔任辯護律師的正是劉崇佑。

在6月10日提出的《潘智遠因〈益世報〉登載新聞被告一案辯護理由書》中，劉崇佑作了有力的申辯。他首先巧妙地確認，潘智遠並非1916年12月按警察廳要求呈報備案的《益世報》經理與編輯主任，因此不應為報社「負法律上之責任」。繼而，劉大律師逐一駁斥了起訴書加諸潘氏的四項罪責。

關於「妨害治安罪」，劉崇佑認為，起訴書中舉證的該報5月7日《對外怒潮影響之擴大》一篇報導的傳言，述及商民擬舉行罷市，以要求政府釋放學生，不能成罪。理由是，「報館有聞必錄，乃其天職」；「暗商罷市既非造謠，『罷市』二字又非法律所定忌諱之語，則何不可公然披露」？劉崇佑更進而運用辯護技巧，指認《益世報》揭出罷市預謀，「與其謂為竭力鼓吹罷市，無寧謂為竭力漏泄罷市之秘密，以警告政府，以達其防止罷市之目的，是乃維持治安之作用，何以指為妨害治安」？這等誅心之論固非報社本意，但接下來劉氏所作的正面闡述「政府不能平服商民之心，致有全國罷市之大騷動，至今未聞政府之自責」卻已由趨避轉為進攻，反訴政府失職的責任。

關於「侮辱官吏罪」，起訴書列舉的罪證為《益世報》5月13日登載的《正告曹汝霖》一文，內有「吳炳湘居然聽賣國賊之指揮，可謂喪盡軍警界之德」，被認作是對現任警察總監的「肆口謾罵」。劉崇佑的辯護先從各國成文法演變史入手，論及「侮辱官吏認為犯罪，乃歷史之遺物，今世界法例已不見其蹤影」，在中國也「已無厲行之價值」，這自然是以歐美國家的法律為參照系。次則指出，其文發表於「早已聲明言責非該報所負」的「國民之言」欄，故與報社無干。而其辨「謾罵」與「侮辱」之界定尤其光明正大：

國家許設報館，原使之批評時政、臧否人物，所以宣民隱，以為執政者參考之資。批評臧否即有是非之謂，是者不足為阿諛，非者亦不能指為謾罵。……今日既無類似時代「大不敬」之科刑，所謂「侮辱」者自應嚴格解釋。

這一辯辭確認報章*有監督、批評政府的權力，實為此案不能成立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