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曾的最後十年（5）

第二天早上，他起草了為游伯麓辯護一事的啟事，決定三個人具名登報，啟事大意，先引法律，說明被告必須有人辯護，為文明之精神；再說游案真相併不像外界所傳，他們受託為之辯護，既無契約，也無公費，非為游一人之私，意在擁護國法，保障人權；然後指斥工會的荒謬違法，但顧念國難，不屑與較；最後說愛國須守法律，否則亡國隨之，真愛國者決不出此，加以言詞之告誡。啟事詞意平和嚴正，他想藉此表示一種公正闊達的態度，使人稍知守法之要緊。

11月19日，他在《申報》又看到工會給律師公會的信，措辭跟前一封信相同，說他們登報啟事是不知悔改，飾詞狡辯，認為國家之大賊、社會之敗類，上海八十萬工人不與合作，署名的除了郵務工會，還有郵務職工會、出版業工會、捲煙業工會等。他看了不禁一笑，認為這些人不講理，只憑勢力壓迫，不可理喻，以後置之不理。26日，他將修正游案辯訴狀交給另一個律師。1932年2月20日，游伯麓來向他致謝，說到法院司法巡警種種弊狀及司法手續紊亂情形。如果不是他頂住巨大的壓力依法為游辯護，游的命運恐怕就不好說了。

這年9月，他介入黃金榮、聶榮卿等敲取良民財產案，其中牽連到江一平。21日早上，他到特二區為此葉案出庭，他在日記中說，此案進行如何，「可察知法律與惡勢力之消長與社會黑暗之實狀」，「雖知與此種惡勢力抗，殊多危險，然職責所在，亦不敢辭。」22日，他與律師沈鈞儒一起分析案情，沈鈞儒說：「吾輩正直，彼等似頗畏憚，然言語亦特須謹慎，不能不防其陷害也。」他表示「同為一嘆」。他為被告弱者葉蔭三一家仗義辯護，不怕得罪黃金榮等流氓大亨，使他們也有所忌憚。此案拖到第二年，1933年5月4日他得知葉家訟案已托黃金榮和解了事。

1933年3月10日他在特一法庭出庭辯護，在他看來，審判長郁華「審理尚靜細」「，而檢察官提起上訴，上訴書竟無送法院日期，顯有過期上訴之疑。這一細節被他抓住，當庭提出異議，請調查。當即傳到收發處書記官，取來總收文簿及公文送達簿，證明上訴書系2月7日送出，已過上訴期三日。他即依法聲請駁回檢察官之上訴。此事結果至少被告處刑不至加重。使辯護人稍不加意，則此等處最宜混過，而被告大蒙不利矣。而卷中之所以不將證明上訴日期的文件附入，頗有故意蒙蔽法官及辯護人之嫌。他意存忠厚，沒有當庭質問。

這年11月有人來請他為入獄的前新疆省主席金樹仁辯護。12月21日，又有人再度代金樹仁托他辯護，他「仍認為有考量必要」，沒有答應。一個多月後，1934年1月23，有人帶了金樹仁的信，托他為之辯護，並先付三千元，他說案件未起訴不能受委。對方提出先請他為顧問，他表示可以考慮。直到2月6日，他已知此案政治、法律意味都有，最後下了決心，答應為金樹仁辯護。2*月18日到蘇州，為金案閱卷。2月26日他到南京，在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訪金樹仁，談了兩個半小時。當晚再訪，談一個多小時。3月16日，他又到看守所看金樹仁。1935年3月14日，金案開庭在即，他還在重閱辯護意見書，字斟句酌，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