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曾的最後十年（7）

後由公安局人陳述沈某等組織救國會，有共產分子，故請歸案。郁令就移交程序辯論。他以律師身份發言，被告犯罪嫌疑是否在租界外，須由公安局切實證明，否則由檢察官或工部局捕房偵察辦理，租界外任何機關無管轄權，即談不到移交。各律師多主張調查后始能說移交，最後裁定：「沈、李、王非租界內發現之人犯，不發生移送問題，著公安局與租界捕房交涉辦理」。他馬上指出，此案既不受理，被告等應即恢復自由。郁華說，應恢復23日逮捕時之原狀。沈鈞儒表示願赴公安局，*只是不得加以拘束。他指出，法律為任何機關所應共同遵守，無端過分拘束被告身體，為刑訴法所不許，應請告知捕房和公安局人員。郁華當即令他們注意。沈鈞儒等先回捕房，接著被移交給公安局。他馬上尾隨到了公安局，要見局長，有一科長代見，他提出，法律及事實暫時不論，希望優待沈鈞儒等，並要求即刻接見談話，以便回報其親族，得到允許。他與沈鈞儒等三人晤談片刻。接著趕往律師公會，參加有關此案的緊急會議。他報告了兩天來奔走的經過，最後議決，律師公會為法定機關，職權有限，對本案可援助處，請盡法律範圍援助。

11月25日，陶星如從南京回上海，告訴他，馮玉祥、李烈鈞都在竭力營救，並有親筆信給他。他趕到中匯銀行，褚輔成、杜月笙、錢永銘新之等都在。他們提出，擬送沈鈞儒等暫住普陀山，已和吳鐵城商量，說請示國民黨中央后再定。他的看法是，「普陀山固佳，但在山內須完全予以自由。」12月4日，他得知沈鈞儒傳話，希望他前往一談，等他去了公安局，「七君子」已被押往蘇州。

1937年4月4日，蘇州高院已起訴沈鈞儒，沈約他往蘇州一談，他因生病，不堪奔波，只能託人前往。4月20日，關切沈鈞儒等七人案的馮玉祥說，南京政府要他們出洋或暫不來上海，即可釋放。據說他們拒絕了。請他代詢其中真情，如果能接受前面開出的條件，馮認為仍可以無事釋放。他回到事務所就托李伯申去蘇州。4月23日，李伯申回來，才知沈鈞儒等對這一條件很樂於接受，但從沒問過他們。5月5日，他從黃炎培那裡知道，沈鈞儒等7人仍須判罪后，送反省院保釋。他認為判罪與否本是法官的許可權，而國民黨當局老是說判罪后如何，好像判罪完全由當局決定的，為中國司法的不獨立而感嘆。5月23日商務他看張季龍執筆的沈鈞儒等一案辯訴狀稿，費時甚久。6月2日下午沈謙來談，下午他到蘇州為沈鈞儒辯護，他以病體難支，及當局有成見，辯也無益，請為轉達。6月6日此案答辯狀送來，他在上面簽字。6月7日他接到沈鈞儒獄中來信，11日開庭請他出席。他病體如此，不堪長時勞動，又於本案毫無準備，且本案如何辦理，當局業已決定，法院只是傀儡，無論辯護如何，均無影響。他不想犧牲健康，為此無益之舉。所以，他馬上寫信給沈，另委律師。

這一切他都詳細記在日記里。直到七七事變后「七君子」獲釋，他才鬆了一口氣。8月13日沈鈞儒來談，「出獄后第一次晤面也。」。

幾次謝絕蔣介石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