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天秤失衡（三）

1936年12月初，蔣鼎文被蔣介石召至西安委任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指揮，再次派往內戰前線與紅軍作戰。但蔣鼎文尚未離開西安赴甘肅平涼前線，即發生了12月12日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東北軍、西北軍領袖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在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並在西安城內拘禁扣押了國民黨軍政大員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10餘人，因為蔣鼎文與張學良有私交，因此12月17日，張學良讓蔣鼎文帶著蔣介石給宋美齡和何應欽的信函，從西安飛往南京，向南京國民政府傳遞信息，並陪同宋子文、宋美齡赴西安談判。據說當飛機飛抵西安時，張學良親往機場迎接，張學良拍著蔣鼎文肩膀說：「銘三兄，你是好漢，果然不怕死，又回來了。」蔣鼎文答道：「副司令是大好漢，我是小好漢。」在中國**的調停下，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可以說蔣鼎文在西安事變中，為蔣介石的安全奔走於西安、南京之間，「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表現了對蔣介石的一片忠心。但是細糾起來，「西安事變」的直接誘因卻正是蔣介石要用蔣鼎文取代張學良。紅軍長徵到陝北以後，開始遭到張學良東北軍的圍攻。**麾下大將徐海東首先把東北軍打垮了一個師另一個旅，後來又打垮一個師。於是東北軍的官兵不願內戰，要求抗日。**開始向東北軍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雙方取得默契，互不攻擊。蔣介石不得不乃於1936年12月初，乘坐專用列車到西安督戰，逼張學良打**，並且說，張學良如果不打，就派福建的蔣鼎文來代替他，並要把他調到福建去。於是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才決心發動事變，扣留蔣介石。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蔣鼎文當上了國民黨軍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陝西省政府主席。雖然失之福建，但得之陝西，同樣是封疆大吏。不過手下先後碰到兩個手眼通天的刺頭，第一個便是出任西安行營主任兼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時的胡宗南。胡宗南是黃埔一期的佼佼者，在黃埔學生中第一個當上師長、軍長，1937年抗戰剛開始時他已經當上了軍團長，超過了他的許多老師，這與蔣介石的有意扶持是分不開的。因此胡宗南只聽命於蔣介石。儘管表面上對蔣鼎文表面上客客氣氣，「老師長、老師短」叫得很勤；但卻陽奉陰違，經常不買蔣鼎文的賬。蔣鼎文不得不與老戰友劉峙說：「不要說讓胡宗南服從我們，就是我們想服從他，也摸不清他鬼頭鬼腦的意圖，真傷腦筋。」

而1941年衛立煌任司令長官的第一戰區黃河北岸要衝中條山被日軍攻陷，黃河防務受到威脅，衛立煌被免職，蔣鼎文被調往洛陽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司令，指揮第一戰區中**隊與日軍作戰。而此時他又遇上了第二個難纏的副手—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

**諸多名將之中，湯恩伯的發跡或許最為傳奇。**高級將領之中並非黃埔系學生出身，以雜牌軍而成為蔣介石嫡系親信的極少，而湯恩伯就是其中一個。湯恩伯，原名克勤，字恩伯是浙江武義人。1920年畢業於設在蘭溪的杭州私立體專，翌年春，隨同鄉童樂勛東渡日本，求學於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后考入士官學校，1925年因經濟拮据回國。后得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資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學業。

1926年夏，湯恩伯完成學業回國，在陳儀部擔任少校參謀。同年10月，隨陳儀率部投奔國民革命軍。並推薦湯恩伯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事教官。湯恩伯雖然是由陳推薦，且又是蔣的同鄉，但由於不是蔣親自選拔的人，所以開始對湯並不太重視。後來陳儀予以點撥，說蔣介石最喜歡日本陸軍的《步兵操典》一書，建議他寫文章以引起蔣介石的重視。

湯恩伯早年擅長舞文弄墨頗有些文才，因此寫文章對於他來說不是什麼難事，當即寫了一篇《步兵中隊操練之研究》，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看了湯的文章，覺得他是一個人才，但需要考驗。當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是張治中，蔣介石成立教導師的時候，張治中推薦湯擔任教導師的團長，請示蔣介石，卻遭到蔣的拒絕。蔣說湯恩伯不會管錢，表示對其能力沒有把握。實際上這是在考驗他，看其反應如何。

幾天之後，蔣介石召見湯恩伯，劈頭就問：「前次文白提你做團長，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見？「湯恩伯立即挺直身體回答道：「軍人自當報效國家，至於個人進退那是委員長的事情，不是我應該問的。」湯恩伯順勢而應，正說到蔣介石的心坎上，於是越級將他提拔為教導師第一旅旅長。此後便青雲直上。迅速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師長、第十三軍軍長等職。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湯恩伯率第十三軍馳援華北，1937年8月初。第十三軍突然出現在八達嶺、南口一帶，對正欲從北平地區南下作戰的日軍主力形成背後的威脅，日任日本陸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立即命令調集兩個師團的兵力，攻擊南口的湯恩伯所部。南口為西北關鑰，湯恩伯的第十三軍死守南口，令日本陸軍進展困難，主力部隊被擋在了關外。在北方戰場之上，一度形成了分割日軍之勢，而傅作義部騎兵甚至已經東進，克複商都。可惜的是守衛察哈爾的原西北軍將領劉汝明大意失荊州，沒有認真布防，被日本陸軍突襲攻佔張家口，突入關內，最終導致第十三軍反而陷入包圍，不得不從南口撤出。

據說抗戰勝利后，有人寫《抗日戰爭演義》，裡面就有一章回名為「湯恩伯大戰南口，劉汝明誤失張垣」，劉汝明不幹了，要殺了那個寫書的，幸虧作者機靈，馬上改名叫「湯恩伯大戰南口，劉汝明痛失張垣」，才算涉險過關。而湯恩伯的第十三軍突圍之後調河北刑台整訓，由於南口戰役之攻升任第20軍團軍團長，轄第十三軍與第八十五軍兩支中央軍嫡系部隊。隨後漳河、魯南等地。最終在台兒庄一戰成名。

藉助著西北軍名將—孫連仲的正面死守，湯恩伯潛行南下拊敵之背。將日本陸軍磯谷、板垣兩大主力師團擊潰。台兒庄戰役的勝利可謂中國抗戰以來的第一大勝仗，以至於當時陪都武漢的民眾紛紛歡呼李宗仁司令長官要把鬼子趕下海了，全國士氣大振可見一斑。

但隨著1940年，國民黨設立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部，湯恩伯兼任總司令之後的幾年之間，湯恩伯便沒有指揮部隊和日軍認真的打過一仗，而是盤據四省邊區，極力擴充實力，橫徵暴斂，擁兵自重。

湯恩伯不是黃埔軍校出身，但他深知黃埔系即蔣系，因此他以黃埔系統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礎，大量任用黃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將領張雪中、陳大慶、關麟征、王仲廉、馬勵武等都出身於黃埔軍校。不久，他便擁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5個集團軍，此外，還掌握了賀粹之的第十二軍、劉昌義的暫十五軍，顧錫九的暫九軍、李仙洲的第九十二軍，王毓文的第九十七軍，以及騎二軍。除上述正規軍，他又以陳又新為總指揮，將四省邊區游雜部隊編成80多縱隊，總兵力號稱40萬之眾。於是，湯恩伯躊躇滿志，自封為「中原王」，成為繼陳誠、胡宗南之後蔣介石的三張王牌之一。

國府的軍事大員，在抗戰中能夠成為一方諸侯的並不太多，這種一方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這個級別的，而指的是軍閥性質的割據勢力，即便是戰區司令長官，在國民黨體系中也不過是權力較大而已，搞成獨立王國並不容易。抗戰中，程潛，顧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員，有很大的軍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脫不開蔣介石的掌控，對中樞影響甚微；何應欽，張治中雖然有影響但是沒有自己的基本部隊和地盤；李宗仁，馮玉祥等曾經新軍閥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夠形成一方勢力的，只有三個人，那就是土木系陳誠，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湯恩伯，還有一個建立了影子勢力的戴笠。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體系和地盤，並且一度別人無法打入。

不過糾其原由卻不難發現，以上四人都有政治頭腦和野心，雖然出身軍界，都熱衷於向政界發展。陳誠號稱袖珍委員長，後來果然一度成為蔣介石的繼承人；胡宗南喜歡以古人自比，梟雄鋒芒畢露；戴笠把勢力滲透軍政兩界；湯恩伯呢，在四個人中最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無遺，湯恩伯外粗內細，工於心計。他經常向蔣介石提供手本，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黨務時事。蔣對湯的手本十分重視，常轉給陳佈雷，要陳據湯之手本擬出具體解決辦法。特務頭子戴笠曾說：「湯恩伯的手本，在委座面前最吃香，他一揮而就，鋼筆草書，寫了就交，我寫則非墨筆工楷不可。」通過遞交手本，湯恩伯讓蔣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負。

不過以上四人不無出身卑微，對蔣介石有深刻的依附關係，所以這幾個人雖然都有野心，並且皆以自己可為蔣介石身後第一人自詡，但蔣介石生前，卻沒有能力取而代之。因此蔣介石對他們，也不過是破格提拔，以對抗何應欽等老將宿臣的而已。

於是，湯恩伯在擔任四省邊區總司令以後，數年之間對日作戰消極，只是通過大修工事組織防禦，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發展自己的實力，拉攏胡宗南，戴笠組成勢力集團，積極為蔣介石身後的繼承問題打通道路，湯恩伯已經從一個軍人變成政客了。但是湯恩伯本身的政治素養，決定了他在這方面難有作為。

比如一度和他火熱的戴笠，就對手下說過：「胡宗南在關中要學左宗棠做西北王。沒有料到湯恩伯做了中原王還不滿足，竟想學起曹操來了。我勸他英雄本色是應該有大志的，但功高壓主決無善終之理。」蔣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不過湯恩伯對政治的看法還相當膚淺，認為政治資本就是實力，具體地說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蔣介石的寵信外並無多少勢力。

對政治的痴迷和對實力的盲目自信使得湯恩伯當上「中原王」以後，目空一切，對轄區內的中下級官員隨意撤換甚至殺害，位居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山東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後任江蘇省主席的王懋功、韓德勤，也得看他的顏色行事。1941年蔣鼎文到洛陽接任第1戰區司令長官，做了湯恩伯的頂頭上司，湯恩伯卻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內，兩人一直明爭暗鬥至1944年。而兩人之間的鬥爭更直接引發了一場怪異的軍備競賽。

湯恩伯在四省邊區，沒有積極的作戰，卻大肆擴充兵力，補充團，補充旅等部隊到處建立，形成了足有四十萬人的軍事集團。實際上，這種良莠不分的做法，只會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兵多並不意味著戰鬥力的增強，沒有經過系統訓練的新擴編的部隊戰鬥力極差，一觸即潰，真正打仗，還要靠**的老部隊，因此擴軍效果可謂微乎其微。戰鬥力參差不齊的四十萬大軍，機動遲緩，紀律混亂，裝備不一，對任何指揮官的指揮能力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擴軍無度，自然需要更多的補給，給中原地區增加了沉重的負擔，造成當地人民與軍隊的對立，也嚴重的影響官兵的士氣。1943年河南大災，河南參議會和人民群眾說：「河南災荒除水災、旱災、蝗災外，還有湯災。」於是「水、旱、蝗、湯」之稱便不脛而走。當幾百萬河南農民餓斃於天災之時，日本軍隊後來攻克的湯恩伯部倉庫中，僅麵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

而蔣鼎文主政西北和四省邊區期間，特濫用職權大發國難財。他深知蔣介石對下屬「只准腐化，不準赤化」的政策，徇私枉法，貪污成性，狂嫖濫賭，成為有名的「腐化將軍」。蔣鼎文通過貪污受賄、投機經商所聚斂的私產，數額巨大，據蔣鼎文的私人賬房陸怡霖說：「西北最大的資本家毛虞琴、古鳳翔的財產，只不過蔣鼎文的零頭數。」他雖有一妻兩妾，還強佔了西安京劇名角粉牡丹。長期的**，使他染上了嚴重的性病，由花柳病專家楊槐堂作為貼身醫生，專給他治性病，楊槐堂也因此受寵，一直追隨蔣鼎文做到軍醫處長，當時在軍中成為笑柄。因此當日軍在之時，廣為散布的宣傳畫上便是蔣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鈔票，而湯恩伯則手提步槍強搶民糧。

而面對日益膨脹的湯恩伯所部，蔣鼎文所採取的對策也是擴軍備戰。一時之間中原大地竟成為了蔣、湯兩人的角力場。為了擴軍蔣鼎文在河南省內，不僅剝奪了農民手中最後一點糧食，而且國民黨軍隊還強行徵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河南是小麥種植區，耕牛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強行征牛是農民不堪忍受的。他們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開始時他們只是繳單個士兵的武器，最後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軍隊的武裝。

而在河南南戰役的幾個星期中，大約有5萬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械了。」而1944年，河南民眾為日軍帶路的，給日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甚至幫助日軍去解除中**隊武裝。**所到之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最終使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而當**各部突圍時，幾乎每個村莊都向軍隊打槍，第31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率領總部直屬部隊突圍，竟被武裝民眾包圍繳械。

而在日軍開始進攻之前，蔣鼎文在洛陽召高級將領會議，對日軍的企圖、目的、兵力，以及進行兵力調整部署等問題，均未談起，只是要求各集團軍、各軍官長把軍官眷屬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儘快向後方轉移。會上，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珏將軍主張主動出擊的建議。而在蔣鼎文看來，自1941年5月中條山大血戰後，日軍與第一戰區隔河相峙已達3年之久，日軍未突破第一戰區南岸防線，都是因為他部署的堅強防線，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現在第一戰區的防線沒有必要調整，更不必大驚小怪地四處出擊，只要穩坐釣魚台就行了。

蔣鼎文集中4個集團軍和其他部隊，至少25萬人馬，迭次配備於約200公里的黃河南岸，廣大後方幾乎無機動兵力。更讓人感到詫異的是，蔣鼎文竟然將自己的戰區長官部置於黃河岸邊的洛陽城。儘管蔣鼎文與湯恩伯有隙，大敵當前本應和衷共濟。但當湯恩伯兵團在河南中牟、許昌地區與日軍血戰周旋，幾乎吸引了全部日軍主力的20天時間裡，蔣鼎文的11個軍卻按兵不動，一直蹲在黃河南岸邊，向北靜待，坐等日軍進攻。

末幾，日軍一部機械化部隊渡過黃河，蔣鼎文的指揮部因離前線太近，有被日軍包圍的危險，便於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驚慌失措的蔣鼎文帶著幕僚和參謀人員，從新安向西南撤退，通過洛寧進入了綿亘於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睜睜看著日軍大部隊圍攻孤城洛陽。5月25日，洛陽陷於日軍之手。至此，38天之內，在蔣鼎文的「指揮」下，國民黨軍丟失開封至撞關間約400公里、新鄉至信陽間約350公里的廣大中原地區。

蔣介石對第一戰區失守鄭州、洛陽，兵敗豫中，極為震怒，責令蔣鼎文辭職，撤了湯恩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和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之職。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長官職務的蔣鼎文回重慶，到軍事參議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蔣鼎文索性脫去陸軍二級上將的戎裝，去商界賺大錢去了。

蔣介石雖然削去了蔣鼎文和湯恩伯的軍權，可畢竟是自己的嫡系。不久湯恩伯就在軍界另有任用。徐州的剿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原職位空缺，蔣介石便又想起了蔣鼎文，要他繼任徐州剿共司令。但是經過了多年戰陣的打拚，蔣鼎文早已心生倦意了，自忖並非劉伯承、粟裕的對手，乾脆以健康為由，堅辭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