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三晉往事（一）

平型關一役，晉軍所集中的兵力不可謂不多，布局不可謂不密。但是這支軍隊的虛弱卻早已為當時正在陝北密切關注著山西戰事的**所洞悉：「閻錫山現在處在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覆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部下全無信心，他的軍隊已失去戰鬥力，也許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會被迫舉行決戰，然而大勢所趨，必須持久，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和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

果然大戰在即，晉軍上下依舊在決戰雁北還是決戰平型關，是將日軍拒之於平型關外還是將其誘入關內圍殲的大政方略上舉棋不定。日任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孫楚在平型關後方的大本營鎮東山底村代理主持第六集團軍司令部，雖然名列晉系十三太保之一，也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但是孫楚對於當時全面敵情的判斷，迄在迷惘之中。

在孫楚看來從察哈爾省南部的蔚縣攻入廣靈的日軍第五師團，竟然不直趨空虛的渾源以抄擊大同後方，捕捉集結於雁北的第二戰區主力軍，而間關輕進，指向靈邱，日軍如此大膽的布署，顯然是將第五師團作為是一支強有力的游擊奇兵。他肯定在東條英機的察哈爾派遣軍的背後還有更為強大的日軍主力，準備利用鐵道輸送的便利，突然向大同集結，以南攻雁門關，因此雁門山一線才是兩軍決戰的主要方向，平型關只能是次要戰場。如果把平型關之外的日軍放進關里來，只能是正合日軍的分進合擊的戰略，而沒有掌握內線作戰要領。更有主力被合圍於雁門關以南的可能。

因此孫楚估計以其當前所指揮的在平型關、團城口間的三個師、兩個獨立旅，不下十六七個團實力，守住險要，阻擋日軍，尚有「把握」；再配合八路軍**所部的第一一五師抄襲敵後，更很可能打個局部勝仗，而為雁門方面的主決戰創造良好形勢。本著這樣的想法，孫楚說服總司令楊愛源到嶺口行營，當面向閻錫山陳說利害。而其時第十九軍軍長王靖國正日夜糾纏在閻錫山左右，負責雁門關方向防禦的他惟恐其所負責的戰區兵力單薄，亦從而強調雁門山一線是日軍的主攻方向，一再要求將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和一個預備軍留在代縣、陽明堡地區，作為雁門山方向決戰之用。因此王靖國也一再贊同孫楚的見地。

事實上在日軍進攻山西的問題上，日本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一直在為內長城一線進行「地盤」上的爭執，理論來來說關東軍的作戰範圍因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是華北方面軍的戰區。但是貪功冒進的東條英機不顧日本軍部的戰區劃分，擅自進軍控制了察哈爾南部與山西北部，造成華北方面軍極其不滿。而察哈爾兵團攻佔大同的戰果極大地刺激了在大同東南方作戰的日軍第五師團，於是板垣征四郎決心獨力率所部向山西的腹地—太原進犯。因此事實上無論是東條英機的關東軍蒙疆兵團還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都不過是一支孤軍，其背後非但沒有所謂的大軍跟進，彼此之間更沒有協同的趨勢。甚至關東軍和華北方面軍的最高長官也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山西戰場上的作戰意圖。

但無論如何，在日軍兩翼爭先恐後般的猛攻，又有兩員愛將的竭力勸說之下，閻錫山最終首鼠兩端，竟以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尚未集結完畢，和繁峙以東地區的預設陣地尚未構築完畢為理由，批准了孫楚「堅守平型關」的建議；讓孫楚指揮高桂滋所部的第十七軍展延團城口北翼的防線和恆山方面的劉茂恩第十五軍的防線相連。原來隱蔽在恆山北嶽中的劉茂恩第十五軍原本是作為戰略機動兵力來使用的，此刻也由於這一戰略轉變而成為了對雁北方向的守備軍之一。如此一來被粘著在平型關側背雁門山一線的晉軍兵力更多了，而在主戰場平型關一線卻只剩下了孫楚的第三十三軍及高桂滋的第十七軍、屢遭重創的第七十三師以及正在向敵後滲透潛行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這樣的兵力上對日軍第五師團已經再無優勢可言。

而原來孫楚在晉軍將領里，雖然資望頗高，也自認比較具有戰術思想。但因為其在指揮上常以花樣翻新，舉措恍惚，因此在晉軍之中有「孫神經」的諢號。高桂滋因為在過去陝北進行「剿共」作戰時，受孫指揮過，對其指揮風格早已頗為困擾，而且在第六集團軍之中孫楚又以「客軍」身份對待第十七軍。因此在協防平型關的戰略之上，兩軍之間都在虛偽敷衍，等待形勢的變化而各行其是。

所以孫楚雖然以閻錫山新的計劃向第三十三軍及第十七軍發布了堅守平型關、團城口、阻敵西進的指示。但是高桂滋的第十七軍卻依舊固執堅持其先接受的「放進平型關內打」戰略，且為了向五台山變換方面的便利，早將所屬兩個師的後方機關預移五台縣。而一線各部隊的各級官兵也都懷著待機行轉進的想法，即便是堅固既設陣地之上也往往疏於配備。

1937年9月中旬，板垣征四郎所統帥的第五師團主力從廣靈、蔚縣分兩路向靈邱急進，晉軍第七十三師被打得潰不成軍，悉數撤退到平型關以南，根本沒來得及據守關的正面。幸好孟憲吉的獨立第八旅前往應援，搶守平型關，才得以掩護雁北大軍退入雁門山內進行集中部署。否則無論是拒關死守還是關內殲敵都不過是紙上談兵了。

孟憲吉接到命令之後，十九日便率全旅從雁門關倉卒出發，經過兩日急進，於二十一日搶佔了平型關前方既設陣地，沿著內長城沿線，右起塞溝西南高地，聯繫第七十三師左翼防線的東長城村，左至東泡池以東高地，和高桂滋的第十七軍東泡池右翼相鄰，並在陣地前的白崖台、寨溝、關溝各要點，趕築據點，增加縱深。但剛剛部署完畢，便遭到板垣師團的全力猛攻獨立第八旅死戰關前要隘，日軍先頭部隊是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長三浦敏事少將率領的第四十二聯隊第二大隊、第十一聯隊第一大隊、第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隊，附一個野炮大隊，共約4個大隊的兵力。同時日軍第二十一聯隊隊長粟飯原秀大佐率兩個步兵大隊附炮兵兩個中隊，從渾源出發南下向平型關側后大營繞襲，企圖斷晉綏軍平型關後路。但兩軍激戰兩晝夜，日軍第五師團始終無法形成突破。

碰上了堅壁的板垣征四郎，為圖急進，便根據自己年前勘探的道路，避開平型關正面，循著閻錫山所新開闢的渾源、靈邱間的臨時公路線，北繞蔡家峪，轉攻團城口。團城口位於平型關的西北方向，雖然也是內長城的一部分，但基本是上以山險為障未築城牆，僅在北山上有一座保存較好的黃土夯築的小城堡，被當地稱為團城。這樣的地勢顯然與平型關更容易突破

而負責這一地域的第十七軍高桂滋所部兵力不足。因此一遭到日軍的攻擊，便不得不向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孫楚告急。而此時的晉軍主力大多調往雁門前線，孫楚手裡也沒有預備隊，只能作了口頭鼓勵。高桂滋不願為多變的孫楚所犧牲，轉向在雁門的閻長官直接告急，旨在仍舊執行所謂「放進關內打」的老計劃，讓其部早日和敵脫離接觸。

與晉軍的一變再變猶豫不決相比，八路軍**所部第一一五師於9月20日迅速越過五台山區，22日已經潛出平型關東南，插入靈邱南的太白山南邊的上寨地區，依託當地老百姓的掩護，沿途行動均沒有為日軍所察覺。24日於平型關東南的東河南鎮西的公路兩側秘密部署，伺機伏擊。此時八路軍的參謀袁曉軒還特地傳達第一一五師進展的有利情報，希望平型關、團城口間守軍發動攻勢，抓住輾轉在隘區難於展開的敵人，加以痛擊，爭取共同將日軍第五師團圍殲於蔡家峪，東河南間。

但此時的閻錫山和孫楚都不清楚團城口守軍告急的真象，更不相信八路軍一個師可以如此迅猛的插入敵後。因此在對全局情況的迷惘下，自認出於慎重處理，閻錫山在電話中對高桂滋說：「即派郭宗汾的預備軍第二軍增援。」而對八路軍方面：待預備軍到達平型關，即從北翼團城口出擊。但實際上只命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到大營，聽孫楚相機使用，仍留陳長捷的預備第一軍在代縣，並不准備全力堅決出擊。這樣舉措失著，最終只能致誤戰機。

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擁有三個旅的標誌，下轄第二○二旅陳光斗所部、第二一四旅趙晉所部，新編獨立第一旅陳新華所部，另附設一個山炮營。這支部隊奉命從太原北上。由於是初上戰場，因此全軍士氣高昂。但抵達到大營受孫楚指揮之時，孫楚已經據平型關外百姓的報告，確認八路軍已經到達太白山區，於是轉變決心，決定出關決戰，命令郭宗汾的預備第二向齊城聯繫第十七軍從團城口出擊，以拊敵側背。

而在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抵達大營的同時，第十七軍在團城口、鷂子澗、西泡池間一線，正不斷遭受日軍的猛烈攻擊，不過守軍頑強阻擊，陣地反覆爭奪，已是岌岌可危。而且主攻平型關的日軍第五師團不斷源源北展，令第十七軍軍長高桂滋惶惶不安。一聽說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到達大營，更加緊向孫楚發出難以支持的求援，並且不斷直接要求預備第二軍即刻增加前線守御。而以郭宗汾奉令出擊為由，拒絕執行高桂滋的命令，一時雙方爭執不下。

對於這種互相扯皮的情況，身為第六集團軍代理總指揮的孫楚竟然沒有作出明確節制，孫楚雖然知道知高桂滋是有意避敵，但又認為只要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集結完畢，一展開攻擊，便得立解糾紛。所以也就抱著和稀泥的態度，對於麾下兩個軍長的爭執聽之任之。

9月24日夜晚，日軍對第十七軍陣地右翼的西泡池和團城口兩段，發動全面夜襲，高桂滋感覺形勢日益嚴重，便要求已經開到齊城的預備第二軍一部就近增援於西泡池，但這一要求又遭到了郭宗汾的拒絕。而當天夜裡孫楚又得到八路軍方面通報：**所部已阻截平型關、東河南敵後的公路，選擇了日軍必經之路而又非常適宜進行伏擊戰鬥的戰場，以兩個團截擊和分割行進中的敵人，以一個團的兵力斷敵退路，獨立團和騎兵營阻擊敵人增援部隊，以一個團為預備隊的作戰部署，即將對日軍發動伏擊。並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嶺挺進，接應團城口、平型關大軍進擊。似的孫楚認為第十七軍防線的危機只是暫時的，完全可以堅持。因此命令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全力出擊，萬不可分割應付，陷於膠著。而要求高桂滋必須鎮定固守，不得動搖。又以第六集團軍司令部的名義向八路軍第一一五師送去了「25日平型關出擊計劃」，說擬以8個團兵力，配合第115師向平型關以東的日軍反動全面進攻。

高桂滋是陝西定邊人。畢業於陝西軍校。早年曾任陝北鎮守使署連長，后加入胡景翼靖**。胡景翼雖然起兵於西北，也屬於曹錕、吳佩孚的直系範疇，但與與馮玉祥、孫岳聯合「倒直」之後，卻被私心膨脹的馮玉祥任命為河南軍務督辦，趕出京津。隨後胡景翼以國民革命軍南下中原，積蓄力量，以圖東山再起。胡景翼遵從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不僅邀請李大釗到河南，共商革命大計。為國共在河南的合作奠定了基礎。更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因此胡景翼所部高桂滋雖然是陝西人，但自成一系，與馮玉祥的西北軍卻始終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

高桂滋在北伐戰爭之中就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八師師長、暫編第十九軍軍長，國民黨軍四十七軍軍長等職位，可以說與馮玉祥的西北軍並無直接聯繫，只是由於受到蔣介石中央軍排擠的，才在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倒蔣之中，在1930年在山東莒縣舉旗反蔣。中原大戰之中，以「討蔣軍」第十路總指揮兼魯南警備司令的名義，受馮玉祥的節制，在山東一帶與國民政府的中央軍展開激戰。

1930年10月，閻、馮戰敗，其殘部紛紛敗退山西，高桂滋所部殘餘兵力4000餘人也被迫退至山西平定。不久，勝利的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對退入山西的軍隊進行整編，高桂滋所屬三個師被編成三個團，番號為陸軍第十一師，受正太護路軍司令孫楚節制，高桂滋本人則由軍長降為師長。

高桂滋部大多是陝西人，但又不屬於西北軍的序列，因此在山西處於尷尬的「客軍」的地位。因此，在退入山西之後，該部既得不到蔣介石的重視，也得不到「晉軍」的信任，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士兵常常三四個月領不到軍餉，即使領到了，由於物價飛漲，他們也常常入不敷出。他們每天的菜錢只有七八個銅板，只能吃到蕎面、小米，甚至連湯也喝不上，不少士兵都面黃肌瘦。

上面還經常不給換裝，士兵們不得不終年穿一身灰色的軍裝，穿的鞋子、襪子沒有底，有的連被子都沒有。到了冬天被凍傷的士兵很多，可患病之後也無人問津。至於軍官打罵、體罰，那更是常見的事情。在士兵中間流傳著「閻老西土包子，關餉關的紙票子；閻老西不吃香，破鞋破襪破軍裝，吃的小米摻著糠。」以這樣的軍容士氣去對抗齊裝滿員的日軍精銳，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不過在抗日戰場之上，高桂滋所部還是表現出中**人慷慨赴難的精神。1933年初，日軍侵佔山海關，又驅逐東北軍湯玉麟所部，鯨吞熱河。國民政府被迫在長城沿線拒敵，日任第八十四師師長的高桂滋率領所部在第三十二軍軍長商震的率領之下奉命防守冷口要隘，堅守十四天，傷亡官兵1800餘人。「蘆溝橋事變」之後，高桂滋又率部歸湯恩伯指揮，開赴北平西北約50公里的南口一帶阻擊日軍。在井兒溝、喜峰砦一帶與日軍激戰。湯恩伯部於南口慘敗，高桂滋的第十七軍還擔任總後衛隊，掩護各部友軍退卻。因此可見高桂滋和第十七軍並非不願抗日，而是無忿晉系歧視所部的態度。

1934年10月而在陝北「剿共」的戰場之上，高桂滋所部在孫楚的指揮之下便屢遭重創。因此高桂滋從根本上藐視孫楚的指揮權能，認為孫楚在平型關戰場之上也是有意識地要犧牲自己這支雜牌軍，來讓晉綏軍獨佔風頭。由於這種錯覺而產生的怨憤，最終令高桂滋擅自放棄團城口，鷂子澗、東西泡池一線戰地，全軍退往迷回村，再縮避於恆山方面，依靠劉茂恩軍的第十五軍，共同保存實力。

臨戰退縮，保存根本本是軍閥混戰多年之中雜牌軍的生存模式。但是孫楚作為前敵指揮，沒有將戰情作詳盡的傳達。令高桂滋根本無從知曉八路軍已到敵後，認為在蔡家峪、東河南間合力殲敵，不過虛構的願望。最終令高桂滋為了對孫楚、郭宗汾發泄似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宗汾的預備第二軍碰釘子去。孫楚本人事實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事後高桂滋向閻錫山報告，仍以執行所預示的「砂河會戰計劃」為託詞。閻錫山作為戰區司令長官，在當時的緊急狀態下，只能苦在心頭，對雜牌客軍的故態復萌也無可奈何。以後閻錫山本人在呂梁山集訓中，偶爾同晉軍將領回憶起平型關之敗，仍憤慨地說：「高桂滋放棄團城口，比劉汝明放棄張家口，更為可殺！」但事實上高桂滋所部在一線抵達日軍進攻四天，晉軍方面毫無支援之意。眼見晉軍預備第二軍近在咫尺，卻若無其事，一直沒有行動。四天守備團城口，第十七軍共傷亡官兵2600餘名，下級軍官幾乎傷亡殆盡。戰後所余戰鬥兵已經不足2000員。高桂滋即使再有愛國熱情，此時也不得不撤出陣地了。

而無論如何9月25日對於平型關戰役而言無疑是一個充滿著轉折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