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18章 貨幣冷戰，拒絕美元就是拒絕和平(4)

新中國的建立，使得美國喪失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塊美元佔領區。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大規模對華援助，意味著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將會大大加速，從而形成了對美元帝國的潛在威脅。

同時，蘇聯在中東的英鎊區也開始發動顛覆性的進攻。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使英法在埃及的勢力受到美國的嚴重削弱，美國對英法一切旨在恢復帝國殖民體系的企圖，都毫不猶豫地採取嚴厲的制裁。但在打擊英法之後，美元還沒來得及進入，盧布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撲了進來。到1958年，蘇聯已經在埃及、敘利亞和葉門打入了盧布的楔子。

對於埃及而言，盧布援助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利益。埃及制訂了自己的五年計劃，涵蓋了整個現代經濟的各個領域，只要埃及需要，蘇聯就會提供幫助。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蘇聯不是搞慈善。既然美國通過布雷頓體系，建立起美元帝國，為了打破美元區的封鎖，蘇聯就必須建立自己的盧布帝國。經濟援助的核心，就是擴張盧布的勢力範圍，蠶食美元區的勢力。因此，蘇聯對埃及提供的是盧布長期貸款，價值1.78億美元，時限長達12年，利息僅為2.5%，比西方商業貸款低一半。為了佔領北非的盧布橋頭堡，蘇聯可謂不惜代價。在埃及的沙漠中，蘇聯現代化的石油鑽井已經開始生產，未來為埃及興建的石油精鍊廠的計劃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為了從經濟上將埃及納入盧布區，蘇聯還為埃及的主要出口創匯拳頭產品棉花，敞開了國內市場的大門，而此時埃及的棉花出口正被西方拒之門外，這對埃及可謂是雪中送炭。不僅如此，蘇聯還送來了埃及正急缺的糧食和燃油。埃及人覺得並不吃虧，它得到了寶貴的技術擴散，蘇聯的出口市場，急缺的重要物資，同時贏得了蘇聯的政治軍事保護。

蘇聯對埃及棉花的進口價大大高於世界市場價格，使得西方市場對於埃及變得失去了誘惑力。在大量囤積棉花之後，蘇聯擁有著拋售棉花擾亂西方市場、騷擾美元帝國正常經濟秩序的能量。美國扛著維持世界市場秩序的負擔，而蘇聯的市場游擊戰，搞得美國無比抓狂。高價收購的棉花，再由高價出售的工業設備利潤加以彌補，蘇聯的經濟小算盤打得並不亞於美國。

在敘利亞，蘇聯的工程師們開始忙著測量整個國家，為未來援建的飛機製造廠選址。蘇聯的石油專家們已經在為東北沙漠地區的石油開採作最後準備。更令中東人開心的是，蘇聯準備在該地區安裝核反應堆，為將來的核電廠提供大筆盧布貸款。

不僅蘇聯在行動，而且東歐國家也在緊跟蘇聯的盧布擴張戰略。捷克為埃及建設了非洲最大的軍火生產體系，在開羅近郊鋪開了非洲最大的陶瓷生產企業的工地。在葉門，蘇聯的工程師們正在建設紅海最大的現代化港口，這是葉門歷史上第一個大型公共工程。在蘇聯的協調下，中國也沒閑著，幫助修建了貫穿葉門薩那至荷台達的公路。

在約旦，則爆發了盧布與美元的直接對抗。自英鎊的勢力於1957年撤出之後，美元則留了下來。但是美國對這麼小的約旦到底能發揮多大作用，始終舉棋不定。而對於蘇聯而言，蒼蠅肉也是肉，只要能撬開美元區在中東的任何一塊領地，就意味著盧布能夠多一個灘頭陣地，未來總有機會將這些分散的盧布根據地連成一大片盧布區。約旦自己有個雄偉的工業化夢想，而圓這個夢的鑰匙就是一個連通全國的交通大動脈。就在美國猶豫之際，南斯拉夫和波蘭帶著盧布殺了進來，約旦在苦等漫長的美國審批援助貸款的流程中，最終耗盡了耐心。盧布區再下一城。

亞洲在美元與盧布的爭霸中，地位舉足輕重。亞洲不僅地域遼闊，人口多達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還有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歐洲殖民地體系，其資源種類豐富，原材料富甲天下，既是美國防範英鎊區死灰復燃的戰略重點地區，又是抗拒蘇聯盧布經濟滲透的前沿陣地。美國從戰後重建開始，對亞洲地區可謂不惜血本，已大舉砸進10億美元的援助巨款。美國不僅提供經濟援助，而且向亞洲國家開放本國市場，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緊緊綁在美元區之內。到20世紀50年代中，亞洲成了名副其實的美元佔領區。難怪國民黨撤離大陸后，美國發出「誰丟掉了中國」的驚呼，其實更準確的表達應該是「誰丟掉了美元帝國的中國版圖」。

當蘇聯人緩過戰爭恢復階段的經濟困難之後，20世紀50年代中開始在亞洲地區大舉發動盧布攻勢。僅僅在1955—1958年的三年中，蘇聯就向7個亞洲中立國大舉投入6.5億美元的盧布援助，這還不包括向中國156個重點工程投入的3億美元，其三年投入的經濟資源已接近美國十年總投入的3/4。從中國到朝鮮，從東南亞到阿富汗，到處都是蘇聯專家和工程師們的身影。

中立的印度，成為美元與盧布在亞洲爭雄的主戰場。儘管蘇聯投入的資金規模不及美國的一半，但蘇聯成功的盧布影響力運作卻大大抵消了美元的實力。在印度最大的比萊鋼鐵公司，計劃完工後的鋼產量將達到100萬噸，佔印度全國鋼產量的1/5，僱員人數高達5萬人，這也是印度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扛鼎之作。美國人出錢最多，但給印度人的印象卻是蘇聯人是這項工程的主要功臣。原因在於，大批蘇聯工程師進駐工地現場，他們不像美國專家那樣對艱苦的生活條件牢騷滿腹，工資待遇只有美國人的一半，但他們卻熱情耐心地幫助印度同行們儘快掌握和消化技術難點。在大多數情況下，蘇聯工程師並不是根據合同要求，僅僅提供諮詢建議，而是直接上手與印度人一起干具體的工程細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蘇聯在突破美元圍困的攻勢中，調動了最大的潛力和主動精神。

盧布並不僅限在歐亞非發動了對美元的「反圍剿」作戰，而且還將「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國的後院——中南美洲。自從門羅宣言之後，中南美洲被美國划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蘇聯對美國後院下手較晚，同時也更隱蔽。為了不激烈地刺激美國，在更多的情況下，蘇聯的意志是通過捷克與波蘭援助來體現的。1958年，當智利總統準備善意出訪美國尋求更多市場機會時，美國卻冷冷地甩下一句，即將開始對銅製品的進口恢復高關稅，而銅卻是智利貿易的生命線。美國不講情面，迫使智利總統取消了訪美計劃。智利的貿易面臨巨大的危機，此時，蘇聯與東德出現得恰到好處，他們大量購買智利的銅製品，並暗示更多的訂單還在後面。雖然蘇聯並沒有承諾未來一定會採購，但已經在智利激起了巨大的蘇聯熱潮。這是蘇聯玩影響力槓桿的高明之舉。

當阿根廷迫切需要1500萬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澀沒有美元向美國採購時，又是蘇聯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馬王子，它不僅答應出售石油給阿根廷，而且還低於國際市場價格。沒有美元？不要緊，蘇聯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賣不動呢！蘇聯簡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阿根廷的鄰居烏拉圭正面臨經濟破產，它最大的出口產品羊毛，被美國對羊毛的特殊高關稅逼得無路可走。同時，美國在糧食市場的傾銷，害得烏拉圭的農業身處水深火熱之中。而烏拉圭急需的石油、現代工業設備和交通基礎設施，卻由於沒有美元而無法購買。烏拉圭痛斥美國人搞鬼，在即將大選之際，美國試圖扳倒現任政府，換上更加親美的人來掌權。蘇聯人此刻又如觀音菩薩般降臨了，它先是採購了1800萬美元的羊毛，支付的不是盧布而是硬通貨英鎊，接著又賣給烏拉圭125萬桶石油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還是低於國際市場價。烏拉圭人舉國歡呼蘇聯人夠義氣。

緊接著，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戲：大選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滯銷，庫存大量積壓，外匯收支急劇惡化。咖啡對於巴西，正如銅對於智利、羊毛對於烏拉圭的意義一樣。而這些大宗商品的定價權都掌握在美國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個國家的總統不聽話，美國只需通過經濟手段，就足以使該國經濟急劇惡化，在大選中敗下陣來。但蘇聯進來這麼一攪和，美國的好戲紛紛砸了場子。巴西與其他中南美洲的國家一樣，富有各種農產品和原材料，但缺乏石油和美元，一旦貿易收支逆差，國內經濟頓感窒息。蘇聯還是老辦法，石油換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舉扭轉了巴西的經濟困境。而此時巴西甚至尚未與蘇聯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自此以後，巴西開始對蘇聯熱情高漲。

外交的目的，就是擴大一國的勢力範圍。而所謂的勢力範圍，就是該國貨幣能夠到達的流通域極限，在此範圍內能夠有效地影響當地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關係中，從來不存在單純的政治影響力，有的只是以政治面目體現出的經濟影響力，也就是貨幣的實力！

經濟援助和盧布外交，已成為蘇聯對付美元帝國的大規模殺傷武器。

糧食困局，高速工業化的惡果

盧布對美元最具衝擊力的時期就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戰後成功而迅速的經濟復甦，為盧布版圖的大規模擴張創造了條件。但是，蘇聯經濟的好景卻不長，進入60年代后，蘇聯的經濟增長逐漸乏力，制約了盧布的擴張勢頭。美元與盧布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而80年代美元則開始發動了決定性的反攻。

蘇聯經濟首先暴露出問題的領域就是農業。一個佔地球陸地面積高達1/6的龐大帝國，僅有不到三億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後的大多數年份，不得不依賴越來越多的糧食進口才能養活自己，這的確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國並非無法自給自足，事實上，俄國直到20世紀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佔據了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45%。而蘇聯1980年以後，卻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佔世界糧食進口總額的16.4%。60年代中期是蘇聯糧食問題開始惡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的確，20世紀30—50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的黃金30年，傾全國之力搞工業化獲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爾對斯大林的評價來概括就是，「蘇聯在他上台的時候僅僅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而在他去世之際卻是一個裝備了原子彈的世界超級大國」。但是，極度的傾斜發展必然隱藏了極度的增長隱患。

曾任俄羅斯政府代總理的蓋達爾，曾這樣概括蘇聯的農業問題，「集體化，剝奪農民遷徙、選擇工作和居住地點的自由，強迫從事無償勞動，必須依靠個人副業養家糊口，這一切都無異於恢復了農奴制。差別僅僅在於，國家並非充當了農奴主之一，而是變成了唯一的老爺。在擁有監控和實施暴力的現代手段的條件下，在缺少道德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堅信，較之對工業基礎建設投資的增長，農村所發生的事情無關緊要。所有這一切都突破了農業社會特有的向農民索取資源的最大限度，而將資金從農村向城市實行再分配的規模之大，在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僅有。如果農村的勞動是強制性的，如果勞動變成了某種形式的勞役地租，那麼就不可避免地會恢復俄羅斯文學中所描繪的俄國廢除農奴制以前的勞動道德標準」。

「只有傻子才愛幹活」，正是這種蘇聯農村勞動道德標準的真實寫照，人在為自己和自己家人幹活時的熱情與為公家打工所表現出的慢怠，已經在許許多多的國家和社會中反覆地被驗證了。懶惰懈怠的工作態度，二等公民的社會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農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強力壯的勞動力，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奔向城市生活，這種「鯉魚跳龍門」的衝動和壓力，使得農村喪失了最具生產力的精華。

在工業革命時代，一個國家最關鍵的發展，要看工業技術擴散的規模，而進行工業技術擴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創造性參與，才能將技術、設備、資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終的產品。在蘇聯工業化的過程中，它成功地關注了工業技術擴散的效應；而在農業經濟發展中，卻忽視了農業增長同樣需要技術擴散，而實施農業技術擴散的，必須是同工業人才同等優質的農業人才，才可能產生同樣的投資效益。大批農業人才的流失，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造成了蘇聯農業問題無法用加大投資來緩解的困窘。

在美國或西歐，農場主與城市人口之間，並無階層地位上的差距，也並不存在收入上的明顯鴻溝，選擇從事農業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決於個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素質使之能夠承載資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報。

當蘇聯政府明白過來不能再繼續剝削農業時，工業的積累也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蘇聯政府從60年代初開始逐年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力度，從1960年農業投資佔蘇聯經濟總投資的14.3%，增加到1980年的20.1%，由於經濟總規模的擴大，對農村的投資規模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比例，都已經達到相當驚人的水平，但蘇聯的糧食卻在多數年份無法滿足國內需求。1960年，蘇聯尚可出口部分糧食，而到1970年卻不得不進口220萬噸，到1982年劇增到2940萬噸，1984年更達到460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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