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歲寒冬青（1）
「我及時趕到了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所在地，截住了張國燾發給中央的肅反擴大化的電報，並展示了張國燾『右傾』叛變的證據。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大為震怒，派我去鄂豫皖根據地對張國燾一夥進行整肅……我與劉伯承、左權、朱瑞、胡底等同志火速趕往鄂豫皖，及時制止了紅軍歷史上最慘烈的白雀園大屠殺，挽救了**軍事家許繼慎等2500名紅軍幹部的生命，並巧妙地對張國燾進行了處理。現在，鄂豫皖一切都走上正軌，雲集了**十大軍事家，我有信心，到時紅軍第四方面軍定將有10萬以上的紅色健兒奔赴抗日戰場，必將予日寇以空前沉重的打擊。」
——摘自蔣先云：《跨越時空的歷史》
（註：共和國成立后，蔣先雲【即另一時空的蔣雲翔副教授】隱退並撰寫了回憶錄《跨越時空的歷史》說明一切前因後果。本文有關蔣先雲參與事件的記述，均原文引自蔣先云：《跨越時空的歷史》。特此說明）
1931年11月1日船抵吳淞口后，我與葉挺隨即分別，他去南京找陳銘樞，我則按照共產國際提供的接頭地址和暗號，直接前往愚園路一處幽靜的花園洋房，接上了頭。
這裡就是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所在地。次日，隱蔽在上海各處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委員們聚集在此開會，與我見面。
隨著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重要負責人顧順章、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兼常委會主席（即總書記）向忠發相繼叛變，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遭到很大破壞，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剩周恩來、盧福坦、王明和**。后決定周恩來等赴江西的中央蘇區工作，王明則離開危險的上海，去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與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一起回蘇聯。是年9月中旬，由王明提議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准，指定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趙容（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為常委，博古（原團中央書記）負總責。
這是一個典型的「王明內閣」，一半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李竹聲）都是以王明為核心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無非是為了徹底貫徹王明的左傾路線。所謂「28個半布爾什維克」，是指1925年—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聚集的與他觀點相同的一批人。1929年秋，該校開學不久，黨總支委員會召開全體黨團員大會，擬改選總支委員。參加這次大會的同志約有四五百人。王明發現沒有再繼續當選總支領導的希望，於是玩弄陰謀詭計，在大會的第九天，利用發現一個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張參加托派的名單，謊報軍情，說校內有很多托派分子。米夫於是主持了清黨委員會，對非王明一派的進行迫害，開除黨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處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為托派分子和反黨分子的有些人被送進監獄；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王明他們在互相慶賀「勝利」時，曾高傲地說：「這場鬥爭開始，全校大多數人都反對我們，但結果屈指計算，只有我們29個人就取得了勝利。」當時他們中間有人說：「徐以新是團員，不是黨員，不能算一個，只能算半個」。因此，他們常常自傲地說：「我們28個半是布爾什維克，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這29人中有陳紹禹（王明）、博古(秦邦憲)、張琴秋（沈澤民的妻子）、王雲程、陳昌浩、12孟慶樹(王明的妻子)、李竹聲、徐以新(團員)、夏曦、24譚國輔(夏曦的妻子)、洛甫(張聞天)、沈澤民等。
其實這個臨時中央政治局，還將另一個「28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雲程（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弄進去，以取得4：3的絕對多數。隨著9月下旬斯大林等對我的接見和肯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後來不得不再次改選，拿掉了王雲程，補上了我，且補我為排博古、張聞天之後的常委，同時任命我為中央軍委參謀長。
當時的中央軍委的委員中，軍委書記周恩來、代理書記李富春、委員聶榮臻（軍委參謀長）去了中央蘇區，陳賡（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去了鄂豫皖根據地，艾逸之（軍委組織科科長）去了湘鄂西根據地，在上海的軍委委員只剩下王雲程一個。與我一起新補的中央軍委委員有李超時（原江蘇省委軍委書記）、武胡景（原北滿特委書記）、洪易（原共青團中央軍委負責人）、柯慶施（原**中央秘書長）。武胡景任軍委黨組書記。至於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按照歷史（即我所在的時空發生的歷史，下同）要到明年秋天才來到上海。
11月2日下午，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委員們與我見面。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首先致歡迎詞：「雖然米夫和紹禹（王明）同志回了蘇聯，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給我們派來了蔣先雲同志。先雲同志是斯大林同志親自接見和高度讚揚的，我深信他的到來一定會有力領導起中國革命和軍事鬥爭，掀起新的革命**！下面，請先雲同志傳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
實際上這一最新指示在我回國途中已經以電報形式發給了**中央，不過只有要點。現在我傳達了具體內容，就是「武裝保衛蘇聯」、堅決打擊「第三黨」、集中兵力奪取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先爭取勝利，並批判土地政策上的平均主義、「富農路線」等。
博古聽得不住點頭，這一切都符合米夫、王明的主張，博古自然有「深得吾心」的感慨。這時，我仔細觀察了這個「歷史名人」，只見他不過22歲左右，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個子較高，身材瘦長。在聽我講話時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神經質的哈哈大笑，連聲叫好；他的牙齒前突，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他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頗為精神。
這是一個深受左傾毒害的人，儘管他是堅定的革命者。我暗中評價。就是這麼一個年輕人，夥同德國顧問李德，給中國革命、工農紅軍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害，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直到遵義會議才重新確立了**的領導地位。當然，現在，我來到了這個時空，自然會改寫歷史。
其餘在座的人都是我在歷史書上早已熟悉、照片也見過無數次的人。現在真人就在我面前，與照片差別不大。我還知道，其中核心人物、「28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中的2個，即李竹聲、王雲程，不久后被捕即叛變了。不久后叛變的還有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我自然不會點破，只是心中暗暗冷笑。
聽完我講話后，唯一的老軍委委員王雲程十分激動：「早就該這樣了！現在各蘇區的紅軍搞什麼游擊戰，零敲碎打，這裡打一槍，那裡放一炮，哪成得了氣候！照這樣中國革命何時才能成功？現在先雲同志帶來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寶典，紅軍就可集中起來打大仗，必然可震撼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朽統治，促使蔣介石集團的總崩潰！」
我微笑著說，蔣介石一個月後就將下野，但很快又可東山再起。但不管怎樣，隨著紅軍打下中心城市，必將大大促進革命**的到來。
眾人自然大吃一驚：蔣介石統治如日中天，哪會下野？而且又很快東山再起？確實匪夷所思。我自然不詳細說明，反正歷史就是這樣發生的，何況有葉挺推波助瀾（後來在座的都對我的精確預言無比佩服）。
柯慶施接上嘴說：「既然是先雲同志說的，那肯定是正確的。恩來同志臨走時對我說，先雲同志是『黃埔三傑』之首，東征、北伐名震天下，領導、指揮能力是非常出眾的，又得到斯大林同志親自接見，要我們一切都按照先雲同志的指示去做，徹底貫徹執行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新精神。」
我望著這個柯慶施，不禁暗嘆：果然無比圓滑啊！憑心而論，柯慶施對中國革命是有很大貢獻的，建國后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大區書記，是與高崗等齊名的大諸侯，也是「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偶像（張春橋自稱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擔任柯慶施六大職務中的一個。結果他「青出於藍勝於藍」，不但擔任了柯慶施的六大職務，還多了一個：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不過他慣於跟風，對「大躍進」等極左路線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幸而死得早。現在聽他的口吻，確實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人物。
王雲程也說：「對，對。陳賡同志臨走時也說，他雖位列『黃埔三傑』，但還是趕不上先雲同志的，要我們積極配合先雲同志工作。」
王雲程雖然被我擠掉了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但我有斯大林的金字招牌，他看來還是慣風使舵的，急表忠心。這是個搖擺人物，他後來的叛變，也是基於這種心理吧。
趙容（康生）說：「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剛剛發來電報，說政治保衛局發現一個軍事政變集團，以許繼慎為首，還說鄂豫皖紅4軍的領導人曾中生等有嚴重的反黨錯誤。他們準備就此開展肅反，徹底清理革命隊伍中的叛徒，要求中央回復。」
我知道，千鈞一髮的機會來了。
按照歷史，臨時中央聽信張國燾一面之詞，無條件支持張國燾，於次日，即11月3日回電指示「中央完全同意關於反對4軍領導幹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4軍領導幹部違中央（分）局的命令……是嚴重的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是立三路線的重複」，「嚴重的反黨錯誤」，「中生同志等決不能繼續在紅軍中擔任任何領導工作」。至於許繼慎，中央更說，「中央（分）局對許應做嚴厲的考查」。有了「尚方寶劍」，張國燾就此大開殺戒，在白雀園屠殺了以許繼慎為首的2500多名紅軍幹部，占當時紅四方面軍總人數的近十分之一！曾中生等人也遭撤職，張國燾、陳昌浩等完全竊取了鄂豫皖的領導權，給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我當即接過話頭：「此事尚待核查。許繼慎與我一樣，是黃埔一期的，當年周恩來同志高度讚揚過的，北伐時表現也很好。這幾年情況我不知道，我看有核實情況的必要。」
周恩來是**中央最高負責人之一，直接領導中央特科，康生與陳賡一樣，是特科的科長，長期在周恩來手下工作，對周恩來同志還是十分敬重的。我搬出了周恩來同志，包括博古、康生等人都不斷點頭。
我又說：「我在莫斯科時，契卡的亞戈達同志曾秘密跟我說，我黨某負責同志歷史上有問題，要我回國查清楚。我想在查清此事之前，現對張國燾同志的建議放一放。」
雖然我沒有明說，但從我的語氣聽來，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張國燾，不由緊張起來，一些準備表態支持張國燾的人也連忙收聲。我心中暗笑，所謂亞戈達的指示，根本子虛烏有，完全是我杜撰的。因為契卡非常神秘，權勢蓋天，連共產國際也懾其威勢。再說斯大林與亞戈達確實接見過我，我杜撰一番契卡指示，諒他們也不敢過問。
中央軍委黨組書記武胡景則猶豫說：「只是張國燾同志催得緊，說情況很危急……」
我說：「那好辦，反正人員已經被我們控制住了，掀不起風浪。可電告張國燾，此事可先作冷處理，將許繼慎等抓起來的人編入懲戒營，不得擅自殺掉，好好利用一下。」
眾人連說這樣辦好。
所謂懲戒營，是蘇聯紅軍一大發明。二戰期間蘇聯紅軍曾將犯有錯誤、當過敵軍戰俘的人員編成懲戒營，又叫強擊營，用作衝鋒陷陣，或使用到最危險的地方，充分利用這一「人力資源」，當然是有督戰隊嚴密監視的。其最早的發明，則是蘇聯內戰時期著名的察里津保衛戰，當時德軍的軍官指揮白軍官兵排成方陣，對蘇聯紅軍陣地進行敢死衝擊，前面被打死後面即補上，有著強大的震撼力。指揮察里津保衛戰的斯大林臨機一動，於是將紅軍「叛徒」和俘虜的白軍官兵編成「懲戒營」，由督戰隊機槍監視，也用作敢死衝擊，反正死的都是「階級敵人」，沒什麼可惜。所以這個懲戒營，倒是斯大林一脈相承的做法。博古等人長期在蘇聯，也學過軍事，自然知道斯大林這一招數，見我活學活用，都連忙說是好主意，並隨即向張國燾發報。我通過這一招數，暫時穩住了張國燾，贏得了時間。
我接著對康生說：「趙容同志，為了執行亞戈達同志的指示，我想你安排北風同志跟我工作。」
北風就是胡底，又名胡北風，是**著名的「龍潭三傑」之一。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重要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后變節，這一高度機密被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機要秘書錢壯飛截獲。錢壯飛當時得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負責人徐恩曾高度信任，但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央特科情報員。錢壯飛全權負責組建中央調查科龐大的特務隊伍，他藉機安置大量**人員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農。李克農、胡底分別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錢壯飛留守南京總部，三人遙相呼應，直接受周恩來領導，成為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的鐵三角，這就是被周恩來稱道的「龍潭三傑」。
錢壯飛立即通知整個**上海地下組織全部轉移。當大批國民黨軍警和特務衝進了上海**幾十處秘密機關時，結果卻大失所望。這個驚險瞬間最終成為歷史，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當時幸免於難的**要人的名字：周恩來、瞿秋白、王明、博古、鄧穎超、鄧小平、陳雲、陳賡、聶榮臻……周恩來後來曾多次回憶說，如果沒有龍潭三傑，我們早就不存在了。
同時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農發來的電報，電文是：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三人約定的暗號，克即李克農，潮即錢潮，是錢壯飛的化名，病篤即病重，意為情況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離開天津，後轉來上海。歷史上胡底於長征途中被張國燾殺害，錢壯飛也犧牲於長征途中的貴州，只有李克農倖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現在由於我的到來，當然不會讓「龍潭三傑」之一的胡底死於張國燾之手。
康生看來對我這個離開中國四年的軍人居然知曉**中央特科的絕密人物感到驚奇，不過他立刻釋然，也許是更加欽佩契卡的神通廣大吧。
會後，我與胡底在某秘密地點會面，傳達了「契卡的指示」，最後對他說：「你可安排袁殊同志立即操辦」。
我自然看到胡底的大驚失色，他肯定詫異於我居然知道他單線聯繫的袁殊這一絕密人物。
袁殊，我軍歷史上的一位超級「五重間諜」，卓越的孤膽英雄。他有多重身份：軍統、中統、青紅幫、日偽，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卻是貨真價實的**特科。1931年袁殊加入中國**，之後立即轉入了特科的工作。通過表兄、黃埔一期的賈伯濤的關係，袁殊見到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從此打入了中統內部。袁殊在軍統、中統、青紅幫、日偽之間遊刃有餘，加上**特科的真實身份，是世界間諜史上獨一無二的「五重間諜」，而且都得到五重關係的非常信任，確實令人難以想象！不過建國后他也很慘，精神失常，估計是因為身份太多、時時小心翼翼終於導致思維混亂。當時他是胡底單線掌握的，連康生都不知道，這樣胡底自然對我無比信服，相信我確實有通天之能，哪知道他那個年代的絕密在我的時空中早已路人皆知。不過我也非常需要胡底這個情報人員。
我要胡底通過袁殊，與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北平分部的中央特科潛伏人員取得聯繫，去北平陸軍監獄取一份檔案。5天後，這份檔案由北平分部的特科潛伏人員攜帶，經津浦、京滬鐵路到達上海，袁殊隨即將這份看來不起眼的檔案交給了胡底。
只有我知道，這份檔案將決定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
11月7日晚，根據我的緊急通知，臨時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負責人再次聚會。看完檔案后，個個大罵張國燾叛變求榮！
這裡不得不介紹張國燾其人的經歷。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生於江西萍鄉上栗鎮一個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1916年10月，19歲的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結識了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教授李大釗，受二人影響，思想日益激進。1919年，張國燾22歲，北京爆發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張國燾以極大熱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學生會幹事、學聯講演部部長，參與「火燒趙家樓」。1920年3月，張國燾和一群學生領袖，在上海拜會孫中山，同年參加李大釗創立的北京**小組。這一年，他頻繁往返於北京上海之間，做陳獨秀、李大別之間的聯絡人，籌劃成立中國**。11月，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事務。1921年7月，張以北京**小組代表和大會籌備人之一的雙重身份，參加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主持會議，被推舉為中國**宣言和黨綱的起草人之一。黨的中央局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並任上海部主任，時年24歲。次年1月，他作為**代表團的負責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在克里姆林宮受到列寧接見，是當時**領導人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1923年，張國燾受命參與領導「二七大罷工」，在大屠殺開始前的5分鐘擅離武漢江岸總工會辦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三大」上，陳獨秀提出國共合作，建立兩黨統一戰線，張國燾開始顯示出他在理論上的「左傾」色彩，即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進」觀點與大多數代表相異，因而在中央委員選舉時名落孫山。
張國燾這時第一次顯現出了他生命中的機會主義特色。6月間他剛因反對國共合作被淘汰出**領導核心，次年3月便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國民黨「一大」，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成了**員中直接參与國共合作的中堅分子之一。張國燾的「改正錯誤」使他重新受到陳獨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為全國鐵路總工會幹事，負實際領導工作。1925年1月**「四大」上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任中央工農部主任。
1925年5月，張國燾在上海參與領導了「五卅運動」，再次成為黨內國內的風雲人物。在當年11月國民黨右派召開的「西山會議」上，他成了這批人要求國民黨高層從中央執委和候補執委中開除的9員著名**人之一。12月，張國燾這個前陳獨秀的反對派，作為陳的助手，在上海與國民黨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談判，商討與國民黨右派「妥協」，維持國共統一戰線。談判結束，張又受陳委派，赴廣州出席國民黨「二大」，任大會**黨團書記，壓制黨內同志和國民黨左派向國民黨右派妥協。1926年3月，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張國燾代表陳獨秀與蔣介石會談，繼續執行退讓政策。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舉行，他不顧黨內強烈反對，在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上簽字，原在國民黨中任部長的**員被迫全部辭職，蔣介石順順噹噹地爬上了國民黨的權力頂峰。9月，北伐軍克複武昌，張國燾調任**湖北區委書記。面對兩湖地區農民運動的蓬勃興起，他又站在陳獨秀的立場上極力反對，聲稱這樣下去「要出亂子」。這時，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他都成了陳獨秀右傾投降路線的代言人。張國燾的人生再次發生重大轉折是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政變之後。黨內對陳獨秀投降路線的反對使陳黯然退出領導中心，張國燾也被視為「老右傾」，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張國燾參加了南昌起義，隨義軍一路南下潮洲，失敗后經香港潛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因其「反對（南昌）暴動」，「使全體同志受很大影響，（南昌起義時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也隨之動搖」為理由，將張國燾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執委會除名。張國燾再次從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張國燾在上海一直閑居了8個月。這是他投身革命數年來心境極為黯淡的時期。他曾試圖與隱居上海的陳獨秀另組「工農黨」，與**分道揚鑣，沒有成功，只得作罷。此後他便在黨內充當反對派，瞿秋白等人認為他是「老右傾」，他則將瞿秋白等人稱為「盲動主義」。1928年5月，**「六大」即將在莫斯科召開，臨時中央「八七會議」后領導的三大武裝起義均告失敗，共產國際對於以瞿秋白為首的領導班子亦不滿意，張國燾便以黨內反對派的身份受到邀請，赴莫斯科參加「六大」。張意識到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個轉機，主動在會上做「檢討」，表示服從共產國際和中央，在共產國際操縱下，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卻沒有真正受到信任。他被留在莫斯科**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一邊去列寧學院「學習」。其後一年半里，他在莫斯科經歷了俄共的「清黨」鬥爭，並與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部部長米夫及當時還是列寧學院學生的王明等「28個半布爾什維克」交惡。他的日子，並不好過。
張國燾一直在觀察時機，想離開蘇聯回國。1930年6月，「立三路線」受到共產國際批評。7月，張國燾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反對「立三路線」，要求回國「工作」。8月，共產國際沒有讓他回國，卻將瞿秋白和周恩來派了回去。9月24日，**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此時已回國任職於**中央宣傳部的王明等人反對三中全會決議，在中央機關引起軒然大波。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立三路線」問題，張國燾在會上正式宣讀了自己「承認錯誤」的聲明，按照共產國際的調子批評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險主義」，「執行了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反國際的路線」，同時指責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會「有了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再三表示自己「服從國際路線」。共產國際諸要人這時終於感到放心，同意張國燾回國。12月末，張國燾攜妻子楊子烈離開莫斯科，1931年1月回到上海。這時，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的**六屆四中全會已開過，三中全會組成的中央政治局被改組，瞿秋白、李立三從政治局除名，周恩來受批評，王明成為政治局委員，「王明路線」對中國**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時期開始。張國燾原與米夫、王明不睦，此次回來，見王明一派成了共產國際的「寵兒」，在政治局內佔了多數，不得不向王明靠攏。他在黨刊《實話》上發表文章，表示堅決擁護「四中全會路線」，吹捧「陳紹禹同志等是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和黨的路線的最好的同志」，令王明及其追隨者十分高興，莫斯科的舊怨一掃而去。這樣，張國燾就以又一次機會主義表演，為回國後進入**領導核心鋪平了道路。2月，按照共產國際的意見，張國燾成為**臨時中央的三位常委之一。
四中全會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決定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代表機關和領導幹部，「改變領導路線」。3月10日，政治局決定在鄂豫皖蘇區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統一領導長江以北蘇區和白區黨的全部工作，由中央宣傳部長沈澤民出任書記。就在沈澤民、張琴秋夫婦扮成富商進入鄂豫皖根據地之際，張國燾突然自告奮勇要去鄂豫皖工作，並得到政治局中占多數的王明等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又做出決定，派張國燾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把沈澤民給擠了。
由於張國燾多年被冠以「老右傾」稱號，又曾與米夫、王明對立，故誠惶誠恐，到鄂豫皖后，以極左面目出現，搞大肅反，意圖以極左掩蓋其「右傾」。許繼慎知道張國燾背景，時常以「老右傾」稱之，正觸到張國燾痛處，故必欲殺之而後快。不過歷史證明，張國燾確實是「老右傾」，抗戰爆發后1938年，他出奔武漢投靠蔣介石，成為**歷史上的大叛徒。張國燾出走之後，**做了一件仁義之舉：他將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1921年建黨時期的老資格黨員）禮送出陝甘寧邊區，讓他們夫妻父子團聚。
我要搬倒張國燾這個大叛徒、大劊子手，單靠這些是根本不夠的。關鍵的是，我知道張國燾歷史上一次叛變經歷。
1924年5月20日，張國燾從上海回到北京，被直系軍閥治下的軍警逮捕，北京警備司令王懷慶判他死刑，關在北平陸軍監獄。張國燾於生死關頭供出了**組織情況和北京地區工人運動情況，被改判無限期監禁。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趕走直系軍閥，張國燾被營救出獄，隱瞞變節行為，炫耀自己「堅貞不屈」。由於期間政權變換，這一事實並無多少人知曉，張國燾自以為隱瞞得過，哪知道我這個異時空來客對此一清二楚，並以張國燾這一重大歷史污點對他開刀。
博古看過檔案后不禁氣得渾身發抖：「我早說過張國燾就是『老右傾』，這次叛變就是鐵證！我要向共產國際和紹禹同志發報！」
其他張聞天、李竹聲、王雲程等人紛紛附和。他們都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早就對張國燾這個「老右傾」心存芥蒂，現在趁機發難。我心中暗暗得意，米夫和王明本來就對張國燾有看法，派張國燾去鄂豫皖不過是以觀後效，現在證據確鑿，他們也是要急於撇清與張國燾這個「老右傾」的關係的。
很快共產國際回電，要求把張國燾徹底打倒。
收到回電后，博古問我：「先雲同志，你看這事怎樣處理？是不是給昌浩、澤民、琴秋同志發個電報？」
陳昌浩、沈澤民、張琴秋都是隨張國燾去鄂豫皖的，而且都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陳昌浩時任紅四方面軍政委，沈澤民任鄂豫皖蘇維埃政府主席，張琴秋是沈澤民妻子。
我早已想好：「這樣不妥。張國燾是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事委員會主席，大權在握，電台肯定被他控制。我們發報過去，張國燾知悉后，說不定狗急跳牆。他手下有3萬人馬，要是拉去投靠國民黨，會給黨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害，也會害了昌浩、澤民、琴秋同志。」
陳昌浩、沈澤民、張琴秋與博古、張聞天、李竹聲、王雲程一樣，都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自然格外關心。見我為他們「自己人」著想，都十分感動，詢問我解決辦法。
我說：「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我親自去鄂豫皖，向紅四方面軍幹部通告情況，揭露張國燾罪行，剪除其羽翼，再對其公審判決。現在可以給張國燾發個報，就說中央派出我這個特派員去調查情況，一切聽從我的決定，先穩住他再說。」
博古說：「這個辦法固然好，不過不必勞煩你先雲同志大駕，派個其他人去即可。」
「張國燾這個人我是知道的，心狠手辣，一個應對不慎，後果不堪設想。再說契卡的亞戈達同志說了，這個大叛徒要由我親自處理。」
我搬出了契卡，眾人均不作聲了，反而人人自危：誰知道契卡掌握了多少秘密，自己會不會……
我又拋出一個甜頭：「我已決定去鄂豫皖，臨時中央這邊不好再掛職務，政治局、軍委這邊的空缺，就請博古同志安排。」
博古畢竟年輕，大喜之下手足無措：「這不好吧，斯大林同志要你領導起中國革命的軍事工作，要去也應該去中央蘇區……」
我列舉了充足的理由：「我的長處是打仗，在後方謀划恐怕前方難以完全落實，反而耽誤了工作。斯大林同志信任我，是信任工人出身的幹部。現在鄂豫皖沒有工人出身的領導，中央蘇區卻有項英同志和『三人團』，現在又去了周主任（指周恩來）、富春同志，力量是有餘了，相對而言鄂豫皖卻是不足。希望博古同志將我的想法向共產國際反映清楚。」
所謂「三人團」，是指在上海的中央於1931年3月派去江西中央蘇區的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三人與項英實際控制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權。
博古將我的意見發報后，不久共產國際回電，稱已請示過斯大林同志，同意我作為特派員去鄂豫皖根據地，免去我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職務，但保留政治局委員職務。並傳達斯大林同志特別指示，要我去鄂豫皖后，切實打開局面，與中央蘇區的項英同志各擔負起重任。
我心中大喜。我早知道，斯大林對項英更為信任，贈與其手槍（卻沒有贈與我），我不與項英相爭，另外打開局面，將顯示出我的能力，才能贏得斯大林真正的信任。現在中央蘇區危機尚早，鄂豫皖卻迫在眉睫。我順水推舟，建議李竹聲擔任政治局常委，洪易接任軍委參謀長。李竹聲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之一，洪易則是團中央的，都是王明、博古心腹。建議自然照準。我要求帶上4個人去鄂豫皖，博古也滿口答應。
與我同去鄂豫皖的4個人，是當時在上海的劉伯承、左權、朱瑞和胡底。前3人都是從蘇聯歸國不久。
1927年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中央決定派一批幹部到蘇聯學習，其中有劉伯承、葉劍英、朱瑞等30餘人。他們於1927年11月從上海乘一艘蘇聯貨船經海參崴，后乘火車到莫斯科，葉劍英等到中山大學學習，朱瑞等入炮兵學校，劉伯承等10人則入蘇聯紅軍高級步兵學校，在這期中國學員中劉的年齡最大，已經36歲了，但他學習非常刻苦，除了實彈射擊，各科成績在同批里都是最優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時間裡就較熟練掌握了俄語，能直接聽教官講課，能直接閱讀俄文資料。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以各科優異的成績完成了高級步兵學校的全部學業，作為步校唯一中國選送生轉入蘇聯最高等級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當時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只有6人，其中包括左權。左權作為黃埔一期優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蘇聯中山大學習，1927年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劉伯承到伏龍芝時，左權已經在這裡學習一年多了，左權為人忠厚、誠懇、熱情，劉伯承十分喜歡和這個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年輕人探討問題，交流經驗。1930年左權與劉伯承等一道回國。我到上海時，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翻譯科科長，朱瑞任兵運破壞科科長（負責策動敵軍起義），左權則因「托派」嫌疑被免職，在上海賦閑。
左權（1905——1942），原名左紀權，號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國**，被選送到蘇聯，先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與鄧小平、楊尚昆、蔣經國同學，后入伏龍芝軍事學院與劉伯承同學。左權黨、軍資格都很老，但曾被誣陷在中山大學時有「托派」嫌疑，被王明打入了另冊。1930年回國，一直不順利。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前方總部參謀長等職，1942年5月25日在遼縣麻田附近指揮部隊掩護八路軍總部轉移時壯烈犧牲，年僅37歲。左權是中國**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最高將領，也是共和國36位軍事家中學歷最高的一位。周恩來稱他「足以為黨之模範」，朱德讚譽他是「中**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於王明一夥的迫害，直到他犧牲時檔案中還帶著「托派」的嫌疑。我要左權去鄂豫皖，就是讓他擺脫束縛，大展拳腳。我對博古慌稱，帶左權這個「托派」分子去鄂豫皖搞懲戒營，博古也急於擺脫左權這個燙手山芋，自然沒有阻攔。
至於劉伯承，未來的共和國元帥、軍事家（均指我所在的時空，下同），現在卻只當翻譯，確實人非所用。按照歷史，他後來去了中央蘇區，並擔任了紅軍的總參謀長，按理我不應阻止。但洞悉歷史的我是有深層次考慮的。首先，中央蘇區紅軍總參謀長有葉劍英，足夠了；其次，歷史上劉伯承曾擔任八路軍129師的師長、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司令員，而這些部隊的前身，就是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我只是要劉伯承「提前」去指揮這支老部隊；最重要的，則是避免劉伯承與中央紅軍領導不必要的誤會。
歷史上劉伯承同志到蘇區以後，寫過一篇文章，裡面提到了「隨著紅軍的發展，紅軍不能停留在由一個諸葛亮搖羽毛扇子指揮軍隊的階段，我們需要建立參謀系統，以適應軍隊將來的發展和指揮。」但是，這篇文章造成了**同志的一些誤會，**同志曾以為劉伯承同志提到的「一個諸葛亮搖羽毛扇子」的指揮方法是指責他的指揮藝術。因此，**同志在1957年的軍委擴大會上提出了「諸葛亮搖羽毛扇子」這件事，並說這是中國教條主義的開始。還有就是彭德懷、**。1934年2月紅軍開始第四次反「圍剿」，劉伯承這時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紅一方面軍政委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由於當時王明路線的推行，「三人團」又都留學蘇聯，洋派的教條主義者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可以說，劉伯承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劉伯承自然被彭德懷、**看作是「洋派」的代表，一些實際上是由「洋派」決定、而劉伯承反對的不切實際的主張，都被彭德懷、**算到劉伯承賬上。1934年2月蘇區中央決定紅軍進攻南豐，彭德懷接令后大為不滿：「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佔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進攻失敗后，彭德懷更是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哪么子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實際上，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由劉起草，以周恩來的名義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見，大致內容是此次作戰有五不利：1、暴露企圖；2、易受夾擊；3、損失大；4、無法籌款；5、浪費時間（在軍委檔案里，仍存有此電文）。但蘇區中央局沒有聽取意見，堅持要求前線執行佔領南豐的計劃。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林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所以我改變歷史，不讓劉伯承去江西，就是避免一些領袖人物之間不必要的誤會。相反，去了鄂豫皖，劉伯承自會得心應手。
至於朱瑞，就不用說了，他是我軍為數極少的炮兵專家之一。胡底則是情報專家，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對我至為重要。
進行職務交接后，劉伯承、左權、朱瑞、胡底與我一行五人，踏上了前往大別山鄂豫皖根據地的路程。
霜降已過，立冬了。大別山的傍晚茫茫一片冷清的色調。樹梢上，房頂上，草葉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掛上一層厚厚的霜，彷彿罩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夕陽燃至最後一把火，悄然墜地，濺落滿天霞光。天說黑就黑，一彎孤零零的殘月更顯出夜的突兀與深寂。夜色中，馬蹄踏踏，攪碎了冬日的清冽。
劉伯承、左權、朱瑞、胡底與我一行五人，在皖西重鎮金家寨分手。劉伯承、左權前往河南省光山縣白雀園，制止大屠殺，以組建懲戒營的名義，解救被冤枉的紅軍將士；朱瑞前往鄂豫皖蘇維埃政府的首府新集，組建炮兵；我和胡底則前往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坪，去見張國燾，並參加正在進行的黃安戰役。
黃安，是大別山主脈西側一座有四百年歷史的古城。境內山巒起伏，河流縱橫。這種地勢險要、進退裕如、攻守皆宜的地理條件，決定黃安在軍事戰略上佔有重要地位，歷來是農民起義必據之地。元末農民起義軍，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的部將，清朝的太平天國，都在這裡屯過兵打過仗。這座古老的城池人煙稠密，商賈雲集，距我根據地中心極近，一直是敵人不惜代價堅守的主要據點。
黃安縣，在紅四方面軍將領與士兵心目中，占著特別的位置。黃麻起義，最先攻打的是黃安；紅四方面軍成立，是在黃安的七里坪。黃安，是大別山革命人的出發地，又是國民黨軍和紅軍反覆爭奪的一個中心。紅軍攻下黃安，改名為「紅安」；白軍佔領它，又改為「黃安」；紅軍再次攻佔，它又成為紅安。紅安縣，共和國最著名的「將軍縣」，從這裡走出了人民解放軍233名將軍，還有2位國家主席（**、董必武）……
歷史名鎮七里坪，位於黃安縣正北20公里，鄂東北特區最早的「首府」。大別山由東向西流的奇異之河——倒水河清澈見底，在此緩緩流過，寬闊的河床鋪滿雪白的碎沙石。一條長長的街道，歷經風雨滄桑，其街道先後被命名的有「列寧街」、「長勝街」、「楊殷街」。一棟五間大瓦屋坐落其間，原為黃安縣蘇維埃政府機關，現在讓給了紅四方面軍作總指揮部。
走進指揮部，卻不見幾個人。迎上來的只有彭楊軍政幹校的校長蔡申熙。
徐向前元帥在《歷史的回顧》一書中這樣寫道：「蔡申熙同志是紅15軍的主要創始人，對鄂豫皖紅軍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不僅具有戰略家的膽識和氣度，而且在歷次戰役戰鬥中機智果斷，勇猛頑強，因而在紅四方面軍中有很高的威望。」
專橫跋扈、眼空一切的張國燾對兩個人的軍事才能不敢漠視，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經認真地比較過兩人的優劣長短：
「徐向前在黃埔第一期的時候，並不是一個露鋒芒的人物，我們接觸不多，在我並無深刻印象。這次重逢，我們深談幾次，我發覺他確實具備做這個蘇區游擊戰爭的領導者的條件。他的軍事見解切合實際，游擊戰的經驗豐富，指揮作戰極負責任，對下屬則嚴謹謙和，不失大將風度。他對黨和蘇維埃極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嚴肅，沒有軍閥惡習。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戰略見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沒有進黃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過工會工作了。我知道他的頭腦冷靜、精細，此次我們在這裡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戰中殘廢了，但仍任軍事學校校長，工作十分積極。他厭惡軍閥土匪習氣，主張紅軍正規化。在軍事指揮方面也許不如徐向前，而在軍事見解上則往往有獨到之處。」
蔡申熙（1905——1932），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縣人。1924年春入廣州講武學校，後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在黃埔軍校期間，先後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軍閥陳炯明叛亂、軍閥楊希閔叛亂的戰鬥，表現出突出的軍事才能，晉陞為營長、團長。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第24師參謀長。后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轉戰各地，先後擔任**江西省委軍委書記、吉安東固地區游擊隊第一路總指揮、**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他是紅15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擔任軍長，帶領所部北上鄂豫皖邊區與紅1軍合併組建紅4軍，相繼擔任第10師師長、鄂豫皖軍委副主席、彭楊軍政學校校長等職。1932年10月，在湖北紅安縣河口鎮戰鬥中身負重傷，仍然躺在擔架上指揮作戰，最後犧牲在戰場上，年僅26歲。他是共和國36位軍事家中年紀最輕的一位。現在由於我的介入，歷史發生「蝴蝶效應」，他未必會在戰場上犧牲。
「旭初，有四年不見了吧！」我主動上前握住他的左手。蔣先雲與蔡申熙都是黃埔一期的，早就是老朋友。蔡申熙之前在戰鬥中右臂、左腳負傷，后致殘，所以調來後方的彭楊軍政學校擔任校長（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犧牲。彭楊軍政學校就是因紀念他們兩人而命名）。
「巫山，可把你盼來了，一路沒遇到麻煩吧？你這個黃埔第一來到，鄂豫皖根據地又將迎來大發展了。」
我問道：「國燾、昌浩同志呢？」
「張主席去了黃安前線，陳政委坐飛機去了。」
張國燾任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所以人們稱他張主席。按照歷史他此刻應該在七里坪，也許是中央沒有批准他的大肅反建議，又派我來調查，可能他已感到不安，平時不上前線的他主動前去一線，就是想指揮打個勝仗給中央看吧。反正黃安已是瓮中之鱉，指日可下，樂得撿個現成便宜。
至於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坐飛機，我猛地醒起，紅四方面軍確實有一支「空軍」。
這支「空軍」只有一架飛機。這架飛機原為國民黨的德國「容克」式雙翼高級教練機。1930年2月16日，此機奉命從漢口飛往開封執行通訊任務，在返航途中因大霧迷失方向汽油耗盡，迫降在宣化后西南約20里的陳家河附近，被我赤衛隊俘獲，后運至鄂豫皖首府新集。經耐心幫助教育，原駕駛員龍文光表示願意為紅軍服務。這時正好有一位從莫斯科學習飛機領航回國的同志被派到鄂豫皖工作，在他和龍文光的共同努力下，飛機經過修理很快恢復了飛行能力。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架飛機就這樣誕生了。鄂豫皖特區蘇維埃為表達對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的敬意，把它命名為「列寧號」。
陳昌浩曾坐這架飛機穿越白區，去過皖西根據地。他年輕膽大，幹起來真行，也有點子。怕駕駛員不可靠，在白區降落，就帶上手槍，拿著手榴彈，逼他聽指揮。此時，陳昌浩從黃安前線回到新集，讓龍文光在「列寧號」機翼下安裝了2個彈架，拴上2枚迫擊炮彈，改裝成一架「轟炸機」，正準備轟炸黃安呢。
我聽到張國燾去前線的消息后，就說：「那我也去黃安前線吧，畢竟4年沒打仗了，也需要進入狀態」。
12月8日，我來到黃安前線。此時距黃安戰役開始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
1931年秋季來臨，國民黨軍開始了對紅四方面軍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調動15個師以上的兵力，準備向鄂豫皖蘇區進攻。新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面臨著一場嚴峻的考驗。他和方面軍的領導人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先發制人」的進攻策略，首先於11月10日發動了黃安戰役。「小小黃安，真不簡單，銅鑼一響，四十八萬，男的打仗，女的送飯。」這是1927年著名的黃麻起義時期流傳的歌。多年來，國民黨軍一直把黃安作為一個重要據點。河南部隊、趙冠英的第69師2個旅4個團防守城市，另有4個師在麻城、宋埠、黃陂、孝感駐守。徐向前指揮紅軍採取「圍點打援」的戰法，先掃清黃安外圍，切斷守敵與宋埠、黃陂的交通線，然後包圍黃安，吸引援敵。
12月8日晚，我和胡底在蔡申熙陪同下，來到了紅四方面軍黃安戰役指揮部所在地——黃安與峰山之間的郭受九。
張國燾再也避不過了，只好硬著頭皮相見。
我只見這個「歷史名人」身材中等，四方臉，顴骨略突，戴一副眼鏡，穿著筆挺的中山裝，顯得十分精神。
「張主席，多年不見了。」
張國燾一陣尷尬：「先雲同志，以前我是錯了，我服從中央的一切決定。」
所謂張國燾認錯，就是他「逼死」蔣先雲一事。
張國燾本來與蔣先雲有很深的友誼。他曾說「蔣介石與**的聯繫，往往都是經由蔣先雲辦理的」，又說：「他那時曾多次奔走南昌與武漢之間，企圖挽救雙方的破裂，」「成為國共兩黨之間，一道直接協商的橋樑。」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以血腥手段徹底**，二蔣徹底恩斷義絕。4月17日，蔣先雲在武漢發起黃埔學生討蔣介石大會，任大會主席，在30萬人的大會上小蔣慷慨激昂地聲討大蔣的叛變革命。蔣介石愛敬小蔣之才，仍數次派人力邀小蔣，許以第1師師長之職，然小蔣不為所動。有所不甘的大蔣遂在報紙上刊載與小蔣的合影。由於這張照片，引起張國燾猜忌，居然放言說「蔣先雲不是反革命，我就不信張」。這令蔣先雲深受打擊，所以才有在臨潁前線求死之舉（在我的時空中犧牲了，在現在的時空則成為植物人，思維被我這個冒牌貨代替）。
我則假惺惺地說：「張主席，說哪話，我們以前還是有愉快相處的時候的。中央派我來，只是查清楚一些事實而已。現在戰事要緊。」
我與胡底商量過，既然張國燾來到前線，就用另一種方法解決他。
徐向前走上來詼諧地說：「會長，現在我又受你領導了。」
我只見徐向前高瘦單薄，生著一張長形臉，兩隻眼睛不大，目光沉靜有力。
徐向前也是黃埔一期的，對軍校「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常務委員（簡稱會長）蔣先雲非常敬佩。他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對蔣先雲有一段記述：「我們經常看見他晚上還在燈下讀書、看小冊子。他鬥爭堅決，作戰勇敢，頭腦敏捷，堪稱青年軍人的榜樣；連蔣介石也很賞識他的才幹，曾要他當過秘書、警衛營長。他和我經常交談，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在一篇東征歸來的文章中，寫下這樣的話：『革命軍自有革命軍的本色』『革命軍人的頭銜不是贈品』，『我們希望革命政府旗幟下的軍人不要作假革命軍』。」「在黃埔軍校，我們緊緊團結在以蔣先云為首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旗幟下，不斷地與國民黨的右派和『孫文主義學會』中的**分子作鬥爭。」
徐向前，未來的共和國元帥、軍事家、國防部長，1901年出生山西省五台縣永安村的一個農民家裡。幼時讀過私塾，后因家貧輟學，去書店做學徒。18歲時靠哥哥接濟3塊大洋，考入閻錫山的山西國民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后做過一年教員，旋被無端解聘。1924年，23歲的他與十幾個尋找生活之路的山西青年來到廣州，考入黃埔軍校，成為該校第一期生。人學不久，這個勤勉卻不善言談的學生像所有新生一樣，就受到了校長蔣介石的單獨接見。1924年，蔣介石還處在羅網人才積累實力待機而動的階段。這種與新生的單獨會見，正是他為了考察與網羅親信而刻意安排的。
徐向前被傳到了校長室。走進去時他有點緊張，站在那裡，被蔣介石相面一樣打量一番，他就更緊張了。
蔣先生覺得他相貌平平，神情張惶，先就有了三分不快。
「叫什麼名字呀？」他用他那不大好懂的浙江官話問道。
「徐向前。」學生回答。他說的是山西五台官話，也不大好懂。蔣介石皺了皺眉頭。出乎侍衛官們的意外，他竟聽懂了徐向前的話。蔣介石聽懂徐向前的話是因為他與閻錫山打過交道，閻錫山就是山西五台人。
蔣校長頭疼起來。山西出了個閻錫山，割據一方，他聽見山西話就頭疼。這個學生居然也說山西話。
「嗯，……你是山西人了？」
「報告校長，學生是山西五台人。」
原來還是閻錫山的鄉親。蔣介石一向對浙江人感興趣，對這場談話完全失去了興頭。「好啦，你回去吧！要認真讀書，不可荒廢學業。」
「是！」徐向前敬了一個禮，聽到大赦令一般腳跟一碰，退了出去。「校長，此人如何？」侍衛官問。「資質平平，不會有出息。」蔣介石說。
歷史給了蔣介石一個機會，而他卻與這位將來會成為自己最可怕對手之一的學生失之交臂。
1925年初，徐向前在黃埔軍校畢業，留任學員隊排長，參與黃埔學生軍對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東徵結束后因得不到蔣介石信任，他回到北方，進入岳維峻國民第2軍第6混成旅任參謀、團副。次年夏，馮玉祥在與奉直兩系軍閥的戰爭中敗北，岳維峻部被打散，他回到家中，第二次去武漢投奔革命，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少校隊長。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國**，從此將自己的一生與工農解放的偉大事業聯繫在一起。汪精衛「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他只身前往上海，尋找黨中央，旋即被派去參加廣州起義。12月，廣州起義爆發，三天後失敗，起義軍殘部退人彭湃創建的海陸豐根據地，開展東江游擊戰，徐向前任紅4師10團黨代表、師參謀長、師長，一直堅持到次年12月。東江游擊戰時間雖短，對於軍事家和游擊戰爭專家的他來說，卻是一次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訓練。1929年1月，中央決定結束東江游擊戰爭，調徐向前經香港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4月，徐向前到達上海，兩個月後便與黃埔一期同學桂步蟾（旋即犧牲）一起，被**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緊急派往鄂東北特區，從此開始在鄂豫皖根據地的軍事生涯。張國燾來到鄂豫皖后，雖然任命徐向前為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但徐向前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更不是常委，實權在政委陳昌浩手裡。**同志曾準確指出，張國燾對徐向前是「用而不信」，不是張國燾一夥的，這是徐向前能以野戰軍副職而成為元帥（唯一的一個）的重要原因。
這時一員紅軍將領衝上來打了我一拳：「巫山兄，想死我了。」
我嚴肅道：「我和你都是叛徒。」見他一臉愕然，我不禁笑道：「我們都救過蔣介石的命。」
陳賡，未來的共和國大將、哈軍工校長，1903年生於湖南湘鄉，19歲入黨，21歲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陳賡的第一次校長接見卻與徐向前不同。他的睿智機敏和旺盛的革命熱情，就給蔣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5年10月，東征攻打惠州，陳賡在負傷的情況下仍拚死衝殺，最後攻進了叛軍楊坤的司令部。不久，蔣介石又召見了他。陳賡雖左腳纏著紗布，仍英氣勃勃。「陳賡，你很勇敢，是校長的好學生，回去帶你的連隊到我這裡來報到吧！」他和所屬連隊擔任了東征軍總指揮部的警衛任務。攻克惠州后，東征軍分三路繼續東進。27日，師長譚曙卿率領第3師不明敵情，貿然深入，被林虎部主力打得潰不成軍。蔣介石先命陳賡督任，后又任陳賡為3師代理師長，但官兵四散潰逃，任陳賡鳴槍、喊叫、均無濟於事。「校長，你都看見了，他們不聽我指揮，先隨指揮部撤退吧！」「不撤！我不撤！」蔣介石搖著頭，十分傷感地說：「我唯有殺身以成仁，否則無顏見江東父老。」眼看林虎追兵越來越近，陳賡心急如焚，他一躬身，背起蔣介石，帶著一些衛兵，爬泥坡，穿草叢，又找著一隻小船親自划向對岸才脫離險境。第二天中午，陳賡單獨往返160公里，從東征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黨代表的第1師搬來救兵，終於接回蔣介石。「陳賡是個人才，救過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塗，跟著**跑了。」後來，蔣介石不止一次地對人這樣說，言語間不勝唏噓。蔣介石背叛革命后，陳賡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受周恩來直接領導，曾機智勇敢地處理了原**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叛變事件。1931年10月，身為中央軍委委員的他剛剛奉命來到鄂豫皖蘇區，便率紅12師參加了黃安之戰。
這一年，陳賡28歲。
接著，我與紅四方面軍其餘將領一一見面。
紅四方面軍於1931年11月7日由紅4軍和1931年10月在皖西麻埠編成的紅25軍以及彭揚軍政幹校組成，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4軍無軍部，為方面軍總部直接指揮，下轄紅10、11、12共3個師9個團。10師師長倪志亮，政委甘元景；11師師長王樹聲，政委甘濟時；12師師長陳賡，政委劉杞；紅25軍軍長曠繼勛，政委王平章。轄紅73師，師長劉英，政委吳煥先，現有紅217、218、219團。紅74、75師尚待組建中。紅25軍遠在皖西，山隔一方，沒有趕上今天的盛會。經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蘇區「猛烈發展紅軍」，新成立的紅四方面軍已有兵員3萬餘人。
我說：「既然是戰爭時期，我們還是以職務相稱吧。徐總指揮，請你介紹一下當面敵情。」
徐向前攤開地圖：「10天前，黃安守敵集中全部兵力突圍，被陳賡打了回去。敵師長趙冠英只好派人偷偷出城，向離黃安最近的宋埠敵第30師求援。12月7日，就是昨天，宋埠敵30師的師長彭振山在上司多次催促下，派出2個旅終於離開駐地，進至我紅11師33團守衛的大小峰山一線。33的團長吳雲山、政委**率部抵擋了一陣，放棄了陣地和陣地後面的桃花鎮，全團後撤至五雲山、周家坳二線陣地。敵占桃花鎮，今天繼續北進，向我軍陣地攻擊。紅33團頑強堅守了一天，給敵以重大殺傷，剛剛趁夜暗再次後撤至嶂山第三道陣地。這裡是我軍的最後一道阻擊陣地了。」
我說：「徐總指揮，你這是誘敵深入，然後伏兵從兩翼包抄殲滅敵人援兵吧。」
徐向前笑著說：「果然不愧黃埔三傑之首，丟荒了幾年目光還是這樣敏銳。我這個圍點打援的部署瞞不過特派員你，對付敵人還是有把握的。」
我再仔細看了地圖：「徐總指揮，明天你以紅11師全部對付敵人2個旅，只怕兵力不足啊。我的意見，將總預備隊紅10師30團加上去，戰果會更大些，起碼克吃掉敵人1個旅。」
按照歷史，明天一戰，由於兵力不足，紅11師僅殲滅敵1個團大部，讓敵主力逃了回去。不過作為指揮員，不到關鍵時候不應使用預備隊，徐向前保留一支預備隊應付突發情況和黃安守敵突圍，是非常正確的。只是我這個歷史的「後知後覺」者現在成了「先知先覺」，知道敵黃安守軍不會突圍，就可放心使用總預備隊了。
「好的，特派員，我堅決執行。」
我心中嘆了口氣。由於張國燾、陳昌浩一夥整肅曾中生，又搞白雀園大肅反，使得人心惶惶，在這種大氣候下，徐向前對上級的命令只能堅決執行，而不能提出相關建議。等我處理完張國燾后，再改變這種狀況吧。
9日上午，敵30師見紅軍「節節敗退」，於是集中力量向我陣地發動猛攻，一直進至嶂山腳下的十里鋪。紅11師紅32團進行正面阻擊。
我和張國燾、紅四方面軍指揮員等在郭受九通過望遠鏡觀戰。目睹這場慘烈的戰鬥，我才真正明白紅軍的裝備是何等低劣，而戰鬥意志又是何等頑強。
敵軍在迫擊炮和輕重機槍火力掩護下，以整團規模開始向上衝擊。敵軍官兵除了槍聲，便是吶喊：「沖呀！殺『赤匪』呀！……」他們的吶喊聲造成了一種聲勢，既是對紅軍的威懾，更是為自己壯膽。十里鋪嶂山上紅軍的武器性能低劣，用了十幾年的老套筒，膛線都磨平了，只能打百米甚至幾十米內的目標。這就使敵軍的前鋒開始沒有受到阻擊。當敵人衝到山頂我軍陣地前時，連累帶嚇，人人氣喘吁吁。這時，紅32團的團長廖榮坤一聲發令，紅軍的火力突然猛烈射擊，前排的敵人接二連三地倒下去。可是，敵30師是支西北軍，戰鬥力很強，後面的敵人在督戰隊機槍和大刀的逼迫下，還是一個勁兒地向上猛衝！
打退了敵人幾次衝鋒后，也許紅軍的彈藥不多了，火力明顯減弱下來。這時，一大股敵人趁機撲到我軍陣地前，為了節省彈藥，紅軍把敵人放到離陣地前沿只有幾米遠時，團長廖榮坤、政委張廣才抽出身上的大刀，帶領戰士從工事中飛身躍出，和敵人展開白刃格鬥。大刀、刺刀在敵人身上、頭上猛砍、猛刺，戰士們邊砍邊大聲喊「殺——嘿！」「殺——嘿！」一時間陣地前刀光劍影，血肉橫飛。敵軍30師有西北軍大刀隊的傳統，也抽出大刀猛砍。只見有的紅軍戰士衣服被鮮血染紅了，有的大刀砍鈍了，有的刺刀拼彎了……在一片激烈的喊殺聲中，紅軍越戰越勇。前面的敵人退下去了，但後面的敵人又壓了過來……
就這樣，殺回去，壓過來，又殺回去，反反覆復，紅軍連續打退了敵人五六次進攻，一直連續戰鬥兩個多小時，敵人也沒有突破我們的陣地，看看實在沖不過來了，才停止了進攻，龜縮到了進攻前陣地。趁著戰鬥間隙，紅軍抓緊時間安置了陣亡戰士的遺體，包紮了傷病員的傷口，又檢查了一下槍支彈藥。據報，這時紅32團每個人除了還有幾發子彈外，手榴彈全部打光，有的人連子彈也都打光了，只剩下手中的大刀。
約中午時分，敵人的又一輪進攻開始了。面對蜂擁而來的敵人，紅軍戰士的子彈全部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大刀砍，用奪得敵人的武器補充自己，繼續堅持戰鬥。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把敵人消滅在陣地前。在陣地前和山坡上，橫七豎八躺滿了敵人的屍體。由於敵人的瘋狂進攻下，紅32團的傷亡也很大，有的連只剩下30多人。
下午時分，敵軍再次蜂擁而上，邊沖邊聲嘶力竭地喊叫著：「衝上去！捉活的……」紅軍戰士趴在工事里一動也不動，等到敵人靠近陣地時，又猛地躍出工事，揮舞著大刀左砍右殺。經過幾次肉搏，紅32團上下都感到疲憊不支了。可是敵人還在蜂擁而上。紅軍戰士從死屍堆里爬起，與敵展開最後拼殺。只見一名小戰士率先躍進敵群，拉響了最後一顆手榴彈。攻上陣地來的敵人終於支持不住，逃下山去。
這時，徐向前對電話員說：「給我接王樹聲！」
送話器里傳出紅11師師長王樹聲沙啞的聲音：「總指揮，敵人退卻了，我想出擊！」
「好！注意，要合理使用兵力，防敵炮擊！」
「明白！」王樹聲說。
徐向前的電話轉接到紅10師紅30團的團長王宏坤指揮所。
「王宏坤，立即出擊斷敵後路！準備肉搏戰，要一批批把他們消滅在嶂山下！」他的聲音壓過戰場上震耳欲聾的槍炮聲，傳到王宏坤耳朵里。
「懂了！」王宏坤回答。
紅11師長、未來的共和國大將王樹聲下令吹響衝鋒號。趙次吾、李景文的紅31團，吳雲山、**的紅33團，立即從東西兩翼吼聲震天地殺過來。養精蓄銳的紅30團團長王宏坤則率部從後方出擊，將敵30師的部隊截為兩段！紅軍戰士為節約子彈，均沒有開火，只是與西北軍拼大刀！
在紅四方面軍的戰鬥訓練中，拼大刀和拼刺刀是基本功課。西北軍本來也是拼大刀的好手，但由於被截成兩段，軍心動搖，陣勢大亂。至傍晚，敵軍終於全線崩潰。兵敗如山倒！
紅軍官兵齊聲發出一聲喊，這是衝鋒的呼喊，是勝利的呼喊！我、張國燾、徐向前站在山樑上，充滿了激動和喜悅！放眼望去，只見上萬紅軍聲震山谷，一齊殺過倒水河，殺向敗退的敵軍。一時刀光劍影，熱血飛濺。河水邊和淺水中倒下的屍體，使上游之水陡然高升！不久天已黑透，紅軍越戰越勇，敵軍官兵只顧逃命。經一天激戰，敵軍前方的1個多旅兵力被斷了後路，全軍覆沒；後方的1個團急退，連夜逃回宋埠，深溝高壘，閉門不戰。
這一仗，紅軍全殲敵1個半旅，斃傷俘6000多人，繳獲新式「漢陽造」步槍4000多支，迫擊炮3門。由於我準確判斷，果斷使用總預備隊，從而將一場擊潰戰打成殲滅戰，紅四方面軍上下無不深感佩服。特別是紅30團的團長王宏坤（未來的共和國上將、海軍副司令員），已經一個月沒有打仗，這次終於用上，且繳獲無數，更是歡天喜地，要求我下次一定要再派他上陣。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