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遵義:不可承受之重(2)
然而長征確實關乎政治,它重塑了現代中國的政治。長征成就了中國人民推翻壓迫獲得解放的夢想,也是**掌握**領導權的開始。從那以後,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貴州電視台的記者還在等待答案,馬普安又捅捅愛德。對於這麼大的問題愛德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即席發揮:「在英國上學時我讀過一本書,上面寫著有一次周恩來被問及法國大革命的意義,他回答,『談這個太早了。』」**和他的支持者利用在遵義的修整時間,開始逐步掌握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權。在他們的堅持下召開了從1月15日到17日為期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黨的政治領導和最重要的軍隊指揮員參加了會議。會議上分析了第五次反蔣介石圍剿鬥爭失敗的原因,並總結了長征第一階段的情況。遵義會議是長征途中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會議。會議舊址就是當地軍閥柏輝章的家,離我們住的遵義賓館大約300米遠。柏輝章的房子是一座兩層小樓,按照富裕的歐洲標準來評判,這裡實在有些局促。房子採用青磚建造,磚縫勾著白泥灰,樓上還有一個全封閉的陽台。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之為「軍閥式的時髦(WarlordModerne)」。(可是,遵義市的大教堂也是差不多的材料和結構,和軍閥又有什麼關係?這種批判實在有失公允。)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住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住樓上,軍隊總部設在樓下。會議室在樓上,椅子已經沒有了,原來用過的桌子還保留著。博物館主任讓我們隔著柵欄看了一會兒,以緬懷其偉大意義。但第一次去時有很多人跟著我們,我們實在難以在聚光燈下深思。於是第二天我們又悄悄地折回去,想象著69年前這一天的情景。1935年1月,18個人圍桌而坐,僅有的一個外國人,李德,在翻譯伍修權的陪同下,坐在門旁的旮旯里。這是一個非常彆扭的位置(他的處境也很糟糕),因為大多數時候會議的矛頭都指向了他。**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后錯誤的軍事戰略和戰術。索爾茲伯里寫道:「李德是一個感情不外露的人。他拘謹古板,通常只是像塊石頭一樣坐在那裡,發言的時候才動一下。現在他的憤怒全寫在了臉上。博古講話時他的臉漲得通紅,而當**發言時他的臉色變得煞白。他依然坐著,一動未動,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伍修權也越來越覺得煩悶,翻譯得錯誤百出。在一篇主要發言中,**界定了「我們」,也就是**和他的支持者,與「他們」之間的界限。**贏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不論對或錯,李德都會覺得如坐針氈!」馬普安說,「想象一下,屋子裡的所有人都用責備的眼神盯著你,你卻不明白是為什麼。你傻獃獃地坐在那兒,批判聲不絕於耳,你想知道他們到底說了什麼,還得靠翻譯。」「況且,你的對手完全處於上風。」愛德說。會議在晚上召開,通常是7點開始,持續四五個小時。這樣的唇槍舌劍持續了三天。現在,會議室很安靜,只有警衛和閑逛的遊客偶爾經過的腳步聲。今天沒有旅遊團。與這裡一牆之隔,外面的市區熙熙攘攘,呈現出一派平和、繁榮的景象。今天,這座城市已十分現代,超市面積巨大、商品豐富,時髦的購物中心和寬頻網吧也比比皆是。但這座小樓裡面曾發生過的事情影響了數十億人的生活。每個人的故事,或好或壞,都與這間空屋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遵義會議沒有進行正式投票,但對**言論的接受意味著權力中心在向他和他的支持者轉移。歷史上將長征分為兩個階段:遵義會議以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領導、遵義會議以後**的正確領導———是他挽救了紅軍。我們問王道金是否記得李德。王道金說:「見過,在遵義會議。會議后他還是跟著部隊走,開始時騎馬,以後條件艱苦,自己走路,沒職務了。」李德自己堅持說他從未掌握過領導權:「我被指責『在軍事委員會中一人獨攬大權』和『廢除集體領導』,一個外國顧問,沒有任何權力,有語言障礙,並且從不和外面聯繫,怎麼能做到上述兩件事呢?只有**知道我的神奇能力從何而來。」在遵義,大量的衝突、知識的局限以及歷史的厚重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是該離開的時候了。日記選摘,愛德,桐梓縣城,2003年1月21日……我們正在一家網吧里收信,這時進來一個年輕人,他看見我們,自顧自地說了聲「帥哥」。「正確!」我說,「就愛聽這個。別再叫『老外』了。一切外國人從此都要被叫『帥哥』。」凌晨1點,我準備回到旅館,大街上依然生氣盎然,還有許多水果攤和小吃攤。一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挎著一個中年小鬍子的胳膊從我身邊經過,差點摔一跤。她沖小鬍子咯咯笑著說:「只顧看老外了。」可惡。桐梓和習水之間的大山是我們自廣西以來爬過的最高的山。天氣陰沉沉、濕漉漉的,我們身處1400米的海拔高度,周圍霧靄沉沉,摸不清方向。22歲的小學教師陸立偉帶我們翻過山口進入習水。不過,他得回家了,他家在北邊的九里村。於是他在一條土路上和我們分手,告訴我們順著土路一直走就是何村,從那裡可以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官店。他說到何村還要一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