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咬人的「國民黨」(2)

「警察局不是旅店。」他說。李明霞對馬普安耳語了幾句:「老闆娘說我們應該纏著警察，他到哪兒睡覺我們就到哪兒睡覺。我們不能呆在這兒，她擔心就算只讓我們女孩住，她還是會有麻煩。」我們留下李警官繼續「沉思」，然後下樓收拾背包。這時老闆娘走進來。「對不起，」她說，「別介意我在樓上說的話，我是說給警察聽的。」「沒關係，」馬普安說，「我們理解。我們也沖你嚷嚷，很對不起。」「我們只是看不慣那些人濫用職權，把人支使得團團轉。我們不想給你添麻煩。」愛德說。我們和老闆娘友好地分手，告訴李警官我們願意到警察局和他繼續理論。「警察局不是旅店。」他又重複說道。「你們的電視能收到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嗎?」馬普安問他。很多圍觀的群眾加入到我們當中，不斷壯大的新長征大軍浩浩蕩蕩地行進在大街上。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我們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其中也不乏為我們出主意想辦法的熱心人。有些人還主動為我們三位客串長征的朋友提供住宿，但是因為害怕得罪李警官，沒有人敢收留我們倆。鄉政府大樓開著門，裡面沒人。所有工作人員都回家過春節了，但是可以看到他們的照片。一面牆上掛滿當地公務員的照片已經成為政府大樓的一個特徵，難得的是，今天這些照片下面還給出了照片上的人的電話號碼。蘇葳挨個兒給他們打電話。從書記打起，但是沒有人願意在假期里過來解決這件事，現在已經快到晚上11點了。李警官把自己關在警察局裡，不理院子里的這一大群人。我們讓女孩子們去那些答應收留她們的人家裡過夜。我們自己則背著背包登上政府大樓的頂層樓梯平台，在那兒鋪上防潮墊和睡袋。大約一個小時后，我們宿營地旁邊突然一陣騷動。我們想我們可能要被捕了，然後可以到監獄里踏踏實實地睡一覺。但我們抬頭只見五個年輕人，有男有女，他們大聲地討論著我們這兩個「老外」是如何讓當地警察趕出旅店，然後睡在台階上的。我們又回到電視里了。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電視里的影像。但到後來，他們竟然開始用手電筒晃我們的臉，實在令人難以容忍。「對不起，」馬普安說，「你沒看見我們正要睡覺嗎?」「他中文說得不錯。」他們中的一個說。「沒錯，嗨!我在這兒呢!你們吵吵嚷嚷的我們沒法睡覺。你們能不能到別的地方談論我們?」「你們想來喝杯茶嗎?」「你看，他媽……」馬普安還沒說出來。「不，謝謝了!」愛德趕緊打斷馬普安的粗口。彬彬有禮和極度粗暴的界限今天已經變得十分模糊。我們不想起來喝茶。你們現在可不可以走開。「最新情況，」馬普安說，「2003年2月4日半夜，金鵝。我們已經疲憊得不能思考，裹在睡袋裡，躺在滿是灰塵的樓梯上……」我們再也沒見過李警官。大家都認為他的行為不可理喻。我們只覺得他可能是怕出亂子，因為金鵝在他心目中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如果在他值班時出了事，還和兩個外國人有關，那可夠他受的。第二天早上，李明霞把我們帶到收留她們的人家裡。萬欣為我們在晚上的遭遇感到難過，但同時也為她的新長征經歷以及她、蘇葳和李明霞受到的歡迎感到激動。「我感覺我們真像紅軍，」她說，「像過去一樣，我們現在也得到了老百姓的幫助。」日記選摘，馬普安，黃荊鄉，2003年1月30日我們越往西走，遇到的狗就越凶。今天我這個動物保護主義者也被逼無奈，很認真地和愛德討論起了是否該打死狗的問題。如果那狗有狂犬病，這可能是十分必要的。我們每天都在和狗進行貓捉老鼠的遊戲。要是晚上遇到狗就更讓人頭疼了:你必須時刻提防腦袋後面是不是有它們閃著寒光的眼睛。「對於我們來說它們就是國民黨。」愛德說。離開金鵝有半天的時間了，當我們穿過李子關下面的一個村子時，沒有得到任何瘋狗會襲擊人的警告。我們已經找不到主路了，這意味著只能穿過農戶的菜地和後院，因此必須加倍小心。到遵義之前我們不必太擔心狗的問題。那時的狗只是叫得讓人心煩，從來不敢靠近我們，倒是我們的一個小動作就能夠把它們嚇得拚命逃竄。這兒的狗，好傢夥，蔫兒不唧地竄到馬普安後面，照著小腿就是一口。我們往它臉上狠砸一塊石頭，暫時打退了這雜種，但它並沒有跑遠。「我打中你了!狗雜種!」馬普安這個動物保護主義者大叫。「事情往往是這樣的。」愛德說。「什麼?」馬普安問。「狗總是願意咬吃素的人。」愛德正在給馬普安處理傷口，一個50多歲的女人從鄰近的房子里走出來，抓住狗，栓了起來。她滿懷羞愧和歉疚，誠惶誠恐地向我們走來。她一個勁說「對不起」，我們看出來她是聾子，一定是她不到10歲的孫女告訴她外邊出事了。我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座新墳的旁邊，是這個女人的父親的墳。她正準備去旁邊的村子看她80歲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