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毛主席留下的女兒(1)

第123～147天2003年2月15日～3月11日日記選摘，馬普安，城口，2002年11月7日……有時候，我對愛德這種通過口頭訪問來研究長征歷史的方式不大認同。我不是什麼知識分子，只能算是個愛做白日夢的人。但是不管愛德是錯還是對，我都要重走長征路、了解長征，因為別人認為我們做不成這件事。但有時我又有點兒懷疑，兩個笨拙的外國人在中國的農村地區穿來穿去，到底能不能發掘出一些有關長征歷史的新東西。紅軍紀念博物館坐落在所剩無多的老城區的一座山上，俯瞰著扎西鎮。它的正下方就是扎西會議舊址，以兩個塗著紅漆的大廳為主體建築，1935年時這裡曾是江西會館。舊址已經整葺一新，和**與張聞天曾經住過的房子一起被圍在一個安靜的院子里。這幢房子不大，狹小的正屋兩側一人一間房，博物館的講解員羅紅芳告訴我們**和張聞天是在一起吃飯的。**和張聞天在長征開始前就在瑞金城外的雲石山相鄰而居，從那以後他們的住處經常僅一牆之隔。到達扎西前兩天，張聞天於2月5日在花房子召開的會議上正式取代博古的位置，在黨內負總責。也許他的提升顯示了**在遵義會議后對黨和軍隊的控制權的加強，但是後來，他的倒台和「反右運動」中遭受的迫害使扎西在很大程度上從歷史的地圖中被抹去。「因為扎西鎮的會議與張聞天有很大關係，與這些會議有關的文件全都被審查、『丟失』或忽視。」羅紅芳說，「遵義會議廣受關注，但那次會議還有幾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倒是扎西會議解決了這些問題，並確定紅軍最終向北穿越長江的戰略。」通過博物館的藏品，過去的年月顯得真實可鑒。羅紅芳對當地的歷史非常熟悉，給我們講解時充滿感情。有一間屋子裡面展出的全是長征者寫的標語，這些寫在木板上的標語是從紅軍當年住過的當地人家取來的。羅紅芳說，**命令戰士們在扎西扔下那些不是特別必要的東西。一個裝著X光設備的箱子被埋在農民家裡。會議廳里，參觀的人多愛用手去撫摸**坐過的座椅靠背以求好運，椅背被磨得光滑鋥亮，就像北京白雲觀的石猴一樣。但這個博物館顯然少一樣東西，一樣其他博物館引以為榮、放在最顯眼位置的東西———中央領導參觀博物館的照片。有重要領導人蒞臨的博物館總會獲得豐富的資金以及遍及全國的關注和宣傳。但扎西的博物館沒有受到這樣的惠顧。館長郭璋瓊正在辦公室烤白薯，她不明白為什麼她的家鄉不能得到長征光環的眷顧。但現在，她和他的同事們認為有機會改變這一切了。**的妻子賀子珍開始長征的時候，已經懷孕五個月，一渡赤水後生下一個女兒，但這個孩子立即就被送到一個農家寄養。長征路上是沒有辦法養孩子的。後來這個孩子沒有了任何線索。索爾茲伯里1984年採訪過一些長征倖存者，但沒能查明孩子準確的出生地點，就連**的警衛員吳吉清———他曾經照顧過賀子珍———也說不出確切答案，只是告訴索爾茲伯里，可能是在四川的白沙、貴州的楓香壩或是雲南的扎西。這個謎至今沒有解開。羅紅芳把我們帶到扎西博物館一個很小的展區，那裡全部的展品都是關於長征女戰士的。在顆粒粗大的黑白照片中有一張非常顯眼，那是一張賀子珍的全身照，大概是長徵結束兩年後在延安照的。她笑著站在那兒，非常放鬆，留著男孩式的短髮，戴著一頂紅軍帽。羅紅芳給我們講起了當年的故事，她講得繪聲繪色，富於想象，讓我們看到一幅賀子珍含淚聽從**的命令留下孩子的畫面。羅紅芳還告訴我們兩個過去不曾耳聞的細節，恐怕威信縣以外沒有人知道。一個細節就是博物館工作人員確定那個孩子就生在他們花房子地區，也是在那個村子里張聞天被推選取代博古，對黨內負總責。郭璋瓊後來證實她曾經拜訪過花房子一帶的老村民，他們說紅軍走的時候確實留下了一個女嬰。那些村民從來沒考慮過那會是誰的孩子，他們不像郭璋瓊知道那麼多:賀子珍是當時惟一一個生孩子的紅軍戰士。第二個細節是在離縣城30公里的一個山村裡，有一個老婦人據說可能是被留下的那個孩子。剛過晚上7點，我們坐在威信縣中心一家現代化公寓的廚房裡。爐子另一端坐著的可能就是**和賀子珍的外孫女———38歲的楊庭艷和32歲的楊庭玉。我們本想在這兒找到她們的母親。郭璋瓊告訴我們，母親最近剛出院，和大女兒、三女兒一起住，但那天她正好回自己家了。我們那時對「**的孩子」的說法非常懷疑。**和賀子珍總共失散了三個孩子，除了長征嬰兒，還有兩個留在了江西。有關這些孩子的傳聞鋪天蓋地，宣稱自己就是的也大有人在。但根據我們在博物館了解的信息，這會是一個新的故事。於是我們想:聽聽她們說些什麼。楊庭艷給我們講了她們知道的一切。「當地一個叫陶雲鄉的官員一直在研究本地區長征時期的歷史，他對尋找**和賀子珍的孩子非常感興趣。他確信當初這個孩子寄養在一個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訪問了水田一位叫鄭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於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個小城鎮）。鄭明全告訴他，1935年2月時，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個苗族家庭，戶主叫熊智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