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閨大案》(4)

「妖書案」雖然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了結，但是它的政治後遺症，卻—長期持續。上層官僚的派系門戶之爭愈演愈烈，沈一貫一派與沈鯉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面，由暗而明。此後的「梃擊案」、「紅丸案。」莫不如此，拉幫結派，以此為話柄，互相攻擊。正如李遜之《泰昌朝記事》所說：「光廟(朱常洛)在東宮，危疑特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宵小輩窺伺內意，以為神廟(萬曆)必有易儲之舉，以此構釁造間，且肆毒朝紳，各剪所忌，而門戶主名立矣。」

梃擊案

「妖書案」過後，宮中稍稍安定。萬曆皇帝盼孫心切，鑒於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後無子，特地下旨多選淑媛，伺候於太子左右。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選侍王氏生了個兒子(就是以後的天啟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兒子，意味著萬曆皇帝有了長孫，照理境況應該有所好轉，其實不然。

自從他移居慈慶宮后，與居住於景陽宮的生母恭妃王氏幾乎等於隔離。雖然萬曆三十四年因長孫誕生，恭妃王氏被冊封為貴妃，但王貴妃與鄭貴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別。等到她病危時，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陽宮探望母親。但見宮門緊閉，一派門庭冷落的景象。王貴妃大約是常年思念兒子的緣故，眼睛已經近乎失明。她聽到兒子的聲音，用手撫摸著，凄楚地說：

「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聽到母親的心酸話，淚如雨下。這時屋外有鄭貴妃派來的人在偷聽，王貴妃若有所聞，對兒子說：「鄭家遊人在此。」兩人只好默然相對。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貴妃的境遇，折射出活著的太子朱常洛的景況。王貴妃安葬一年之後，朱常洛遭到心懷叵測者的暗中詛咒，說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時依然岌岌可危。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個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錦衣衛百戶)告發：奸人孔學等人，受鄭貴妃指使，糾集妖人，擺設香紙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個(皇太后、皇上、皇太子)，用新鐵釘四十九枚，釘在紙人眼上，七天後焚化。

萬曆皇帝獲悉后，憤怒不堪，責怪內閣首輔為何事先沒有報告。內侍太監聽到皇上問話，便把早已遞進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奏疏交給皇上。其實葉向高已經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議：

為皇太子考慮，皇上應該冷靜處理此事：如果大張旗鼓，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反而使事態惡化，那麼「其禍將不可言」。萬曆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張揚出去，勢必像「妖書案」那樣鬧得滿城風雨。

第二天，葉向高指示三法司嚴刑拷打王曰乾，把這個危險人物打死在獄中。他所告發的案情太嚴重，又真假難辨，只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張揚、消滅活口的方式了結，才能化險為夷，化有為無。葉向高不愧老謀深算，顧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不過，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宮廷內外圍繞皇太子的爭鬥，雖然悄無聲息，卻處處閃現出陰森的刀光劍影，朱常洛的日子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萬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禮一拖再拖，其實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規格發引。這種事態反映了皇帝對皇太子的冷漠態度。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朱常洛身邊的警衛人員寥寥無幾，慈慶宮一派冷清景象。

這些因素，終於誘發了震驚一時的行刺太子的「梃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黃昏，一個陌生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慈慶宮。第一道門寂然無人，第二道門只有兩名老太監(一個七十多歲，一個六十多歲)把守，這個陌生男子打傷一個老太監，直奔前殿檐下。說時遲那時快，太子內侍韓本用率七八名太監趕來，將兇犯擒獲，押送東華門守門指揮朱雄處。

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立即對案犯進行初審，案犯供稱：本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此人言語顛三倒四，好像瘋子。再三嚴刑審訊，他的供詞仍語無倫次，只是說些「吃齋討封」、「效勞難為我」之類不著邊際的話。

消息很快傳到宮外，北京城人情洶洶，紛紛揣測鄭貴妃在背後搗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奉旨審理此案。張差供稱：被人燒毀供差柴草，氣憤之餘，從薊州來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闖慈慶宮云云。

胡、岳二人依照「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擬將張差判處死刑。這是一種簡單化處理方式，僅僅以「瘋癲闖宮」論處，不追究是否有幕後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員對此抱懷疑態度，非要追個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志案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輪到他提牢，在獄中仔細察看案犯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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