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閨大案》(5)

此時，正值獄中開王志案見張差年輕力壯，並無瘋癲跡象，便對他突擊審訊，對他說：「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張差望著邊上的飯菜，低頭不語，少頃，答道：「不敢說。」王志要隨從人員退去，張差這才招供。他供出了內中的隱情：他的舅舅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帶來一個不知名的老太監，對他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夠你受用。」然後就跟隨老太監來到京城，住在一個大宅子里，另一個老太監說：「你先撞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隨即給我一根棗木棍，領我到厚載門進入內宮，來到慈慶宮，打到一個老公(老太監)，老公人多，遂被縛。

從張差的供詞可知，他並非「瘋癲闖宮」，而是受宮中太監收買，闖宮梃擊的。這是重大線索。王志案立即報告皇上：「太子之勢，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顛不瘋」，「中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謂「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宮中太監策劃的陰謀。

只要把這些太監逮捕審訊，幕後主使人即可現形。萬曆皇帝考慮得更為複雜，既然牽連到太監，追查下去，便是他們的主子。這無論如何是宮闈醜聞，必須淡化處理，因此他對於王志的報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志審訊的情況早已流傳出去，舉朝官員頓時議論紛紛。

署理大理寺事務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遞上奏疏，指出張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宮禁，如入無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評皇上對王志的報告不予理睬的做法，驚嘆：

「有此人情乎?」顯然是在指責皇上對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志、王士昌的議論，反映了外廷大臣對「梃擊案」的關注，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懷疑的目光投向鄭貴妃及其兄弟鄭國泰身上。但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不敢直犯其鋒。這種局面很快被敢於披逆鱗的陸大受、何士晉打破了。

戶部官員陸大受對於此案審理中的疑點——提出疑問：張差已招供有太監策應，為什麼不把他們的姓名公佈於眾?那個作為聯絡點的大宅院，為什麼不指明座落何處?他還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凶鋒」，暗指外戚鄭國泰(鄭貴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發。果然，鄭國泰按捺不住，跳了出來，寫了一個揭帖給皇上，極力為自己洗刷：「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陸大受根本沒有提到「傾儲」、「主使」，他不打自招，欲蓋彌彰。

機敏的工科給事中何士晉抓住鄭國泰辯詞中的破綻，質問鄭國泰：陸大受並沒有直指鄭國泰「主謀」，何故「心虛膽戰」?既然如此心虛，人們便不能不懷疑鄭國泰了。他步步緊逼，質問鄭國泰：「誰謂其傾陷?誰謂其主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又誰無蹤影?誰系鬼妖?種種不祥之語，自捏自造，若辯若供，不幾於欲蓋彌彰耶?」何士晉這種邏輯嚴密的推理，把鄭國泰「若辯若供」的醜態暴露無遺。然後進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鄭國泰如此汲汲於自我申辯，乾脆把張差招供的太監龐保、劉成薊親戚馬三道、李守才一干人等，交給三法司審訊，誰是主謀，誰是助惡，必將水落石出。

何士晉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條分縷析，層層剝離，字字句句直逼鄭國泰，使他無地容身，不由人們不信鄭國泰與此案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輿論普遍認為，梃擊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與先前一系列圍繞皇太子的陰謀，若即若離，或許就是諸多環節中的一環，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志傳》所說：「東宮(皇太子)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張)差被執，舉朝驚駭。」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張問達與有關衙門官員會審張差。張差招供：太監龐保與劉成商量，叫李守才、馬三道對張差說：「打上官去，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太監稱皇太子為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龐保、劉成恰恰就是鄭貴妃宮中的太監，人們不能不懷疑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是幕後主使人。

然而萬曆皇帝並不想把案情向鄭貴妃方向發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於外廷大臣的強大壓力，他不得不表明態度，一方面說「梃擊案」不僅「震驚皇太子」，而且「嚇朕恐懼，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堅持給張差定性為「瘋癲奸徒，蓄謀叵測」。言外之意，這是一樁瘋子闖宮的偶然事件，再三強調「毋得株連無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事情並不像皇帝想象的那麼簡單。看到王志、何士晉、張問達奏疏的官員，無不譴責外戚鄭國泰有「專擅」之嫌；鄭貴妃當然也難辭其咎，惶惶不可終日，哭訴於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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