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南京(2)

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劉祖春，是鳳凰人，1934年畢業於常德第三中學，他回憶說：「常德只有省立第三中學，根本沒有這樣一個第二師範學校。我便是在第三中學師範部畢業的。沈從文當時在常德，如果住在學校里，我是文學社團的負責人，肯定會參加文學青年為他舉行的聚會。1980年，丁玲發表批評沈從文的文章后，我曾收到一個校友的來信，他斷定丁玲所說是莫須有的事。」(1990年5月29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劉祖春的這位校友叫余培忠，是當年常德第三中學17班的學生，比劉祖春晚一屆。他在給劉祖春的信中說，沈從文此次在常德，沒有住任何學校，而是住在春申君墓旁邊的一個由鳳凰人辦的旅館。他與沈從文是老鄉，在旅館里見到了沈。在他的記憶里，沈從文只在常德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忙忙離開了。他一直陪著沈從文，所以不可能有丁玲回憶中的事情。余培忠的這一說法，從沈從文自己的文章里也可以找到佐證。《湘行散記》是沈從文記述這次故鄉之行的作品，首篇《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描寫的就是那個旅館的老闆。文中寫到：「這老友是武陵(即常德——引者)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傑雲旅館的主人。……三年前，我因送一個朋友的孤雛轉回湘西時，就在他的旅館中，看了他的藏畫一整天。」這次沈從文一到常德，就「又讓那個接客的把行李搬到這旅館中來了」。沈從文的文章中還具體描寫了他和這位老闆友人見面的細節。不僅如此，沈從文還寫到：「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這條河上，一切皆極生疏了，他便特別熱心，答應伴送我過桃源，為我租雇小船，照料一切。」第二天中午，沈從文便由這位熱心朋友陪著離開常德前往桃源，從那裡再換船駛向故鄉。從這些敘述來看，丁玲聽母親講述的往事，極有可能是一種誤傳。即使真有其事，也應該珍視沈從文夫婦於危難之時前來探望的一番情誼。第二件事情丁玲說是從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那裡得知的，從她的敘述看，知道這件事的時間則是在沈從文來訪之後。她說：我很奇怪為什麼她對沈先生有那麼深的意見。後來才知道，就因為一九三三年我被綁架后，王會悟仍在上海，她寫了好多信到湖南安慰我母親，說我平安無事，說有許多人在營救我。她怕我母親不相信而難過，便今天寫信用這個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個人的名字；還用過沈從文的名字。哪裡料到，後來沈先生卻不願意借用他的名義接我母親到上海向國民黨要還女兒。(《魍魎世界》)王會悟所說的這件事，樓適夷是親身經歷者之一。他的回憶和丁玲關於此事的說法是一致的。樓適夷這樣談到此事：「丁玲失蹤后，上海組織了營救委員會，我算是主持人。大概在六月，我們在李達家中和他的夫人王會悟商量，把丁玲的母親請到上海，由她出面向國民黨要人。我們考慮到沈從文與丁玲的母親熟悉，便想請他去接丁母前來。當時沈從文不在上海，就由王會悟出面給沈從文寫信，她與沈從文也很熟悉。沈從文很快回了信，我是在王會悟那裡親眼看到信的。信中主要說兩點。一是說，他已請胡適打電報給上海市長吳鐵城，詢問丁玲的事情。吳回電說上海方面沒有逮捕丁玲。二是說，近年來，他與丁玲已沒有什麼來往。他沒有同意去湖南接丁母。這使我們很失望。他和丁玲別的事情我不清楚，但這件事是我經歷的，不會有誤。」(1990年5月18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從這些回憶看，兩件事情並非虛妄。問題是，沈從文是否如丁玲所說是不願意幫助她，害怕受丁玲的牽連。凌宇對此有他的分析，基本上言之成理：丁玲提及的兩件事，究竟是否屬實，已無從確證，因為這兩件事都是第三者轉述的。沈從文是否輕信了吳鐵城的電報？就在《獨立評論》刊登胡適「附記」的當天，沈從文寫了《丁玲女士失蹤》，駁斥國民黨上海公安局否認逮捕丁玲。如果說，沈從文不願以自己的名義寫信要丁玲母親來上海，是出於沈從文的「膽小，怕受牽連」，又何來《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於在營救丁玲活動中署名？難道後者的風險比前者要小？至於路過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聽母親轉述的，丁母又是聽第二師範學生轉述的。若確有其事，沈從文的原話如何？……即便有第二師範學生要沈從文去看丁母事，沈從文因急於返鄉探望病危的母親，而未能去看望丁母，從人情上也說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嫌。既然不怕牽連來看望仍被軟禁的丁玲本人，難道還怕因看望丁母牽連？至於說沈從文對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於丁玲的主觀感覺。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遠跑來自討沒趣？1937年海倫·斯諾到延安採訪丁玲時，對幽居南京時的情況回憶中，丁玲卻談到當時她是堅決反對把母親接到南京的，她把國民黨特務的這一建議看作是他們的一種計謀。她對海倫·斯諾說：後來，這些特務假裝我的被捕是出於誤解，並希望把我母親弄來南京說服我出賣**，但我拒絕這樣做。他們希望向我母親賄賂寄錢，因為家庭要我扶養。這，我也拒絕了。他們這些努力都不能使我「悔改」和拋棄黨。冬天到來時，他們希望把我送到湖南。我不答應，而要求釋放。他們對我無法可施，於是我被送到莫干山，我在那裡受到優待，但不許看報。他們仍要求我寫信叫我母親來南京，我拒絕了。於是，我被送回南京，我在南京收到了母親的六封信，想來南京看我。四月份她來了，我很不高興，因為沒有阻止這件事。(《中國新女性》)自己反對母親來南京，卻又會對他人不接母親來南京表示不滿，兩者之間似乎很難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