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不聽課的學生

哲學系六二級有兩個班，共五十名學生。其中，有四個學生是基本不聽課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們經常逃課，一般是那種和別的系合上的公共課，逃了不易被發現。小課逃不了，我們便不約而同地找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課上看自己的書。在一節辯證唯物主義課上，我正埋頭看書，突然聽見老師喊我的名字。我條件反射地站起來，脫口問道：「幹什麼？」同學們哄堂大笑，老師則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他終於壓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個同學，讓那個同學回答他剛才提的問題。原來是課堂提問，但我完全沒有聽見。北大當然有馮友蘭、朱光潛這樣的有真學問的教授，但我們低年級學生沒有輪上聽他們的課。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即使上課，恐怕也不能自由傳授自己的學識。上我們的心理學課的程乃頤是一位一級教授，一個瘦小的老頭，總是用喉音講話，邊講邊打嗝。我相信他只在應付我們，在心理學課上一會兒談論如何防治阿米巴瘧疾，一會兒勸告我們吃東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那個教黨史的老講師據說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脫黨，面對階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學生，他一邊撫摩八字須，一邊大談自己的光榮歷史。這堂課說過的，也許他忘了，下堂課又會說。作為一個鮮明特色，提到**時，他從來不像當時約定俗成的那樣稱**，總是稱**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這倒不乏可愛。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邏輯課，其內容本來十分簡單，一看就懂，卻講個沒完。任課的李副教授是一個矮胖子，一根皮帶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課時經常下意識地提褲子，引得同學們竊笑。使我難以忍受的是他講課的方式，那樣地無窮重複，廢話成災。在一堂課上，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獻給邏輯課》的詩——教授用枯燥的語言講述著枯燥的課程，每一種空洞的教條要重複講十幾分鐘。「所謂直接推理是這樣的一類推理，這樣的一類推理特點有這樣一些。「特點有這樣一些，就是這樣的一類推理，這樣的一類推理就是直接推理。「我們的形式邏輯對於直接推理所要研究的就是有關直接推理的道理。「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我們能夠懂得有關直接推理的道理……」夠了，敬愛的形式邏輯，請不要把理智嘲弄，最有邏輯的頭腦也會被折磨得發瘋！請原諒我把這首毫無詩意的詩抄在這裡，它本身由連篇廢話組成，但我絲毫沒有誇大，實際的講課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讀這首詩的時候感到難受，就可以體會我在課堂上的心情了。然而，大多數同學是專心聽課的，並且多麼認真地記筆記。他們又把幾乎全部課餘時間用來互相核對筆記，精心整理，然後重新謄寫。這些筆記的唯一用處是供考試前背誦，然後就被徹底遺忘。考試當然是必須應付的，不過我自有辦法。多數課程有講義或教科書，如果沒有，我就借來同學的筆記，臨考前通讀一遍，列出提綱，這大約只需要兩三星期的時間。我的短期記憶力很好，一般都能記住要點，順利應試，得到好的成績。考完當然也忘了，和別的同學殊途同歸，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贏得了大量自由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