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是個曖昧的詞／王明賢

王明賢，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評論家，《建築師》雜誌社副主編、策劃人SOHO小報：作為一個藝術評論家，你怎麼表達對「新舊」這個詞的感受呢？王明賢：我覺得「新舊」可能是一個挺曖昧的詞。其實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們都是一些求新的現代派，當時恨不能把一切傳統都摧毀。那時我們在學校讀書，老師講古典主義的時候我們都躲在教室後面睡覺。後來我去做建築雜誌，也是對一切新的東西特別推崇。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我們（開始）的當年太偏激了，又發現傳統藝術、鄉土藝術的保護成了中國當代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了。從人的文化心理和審美心理發展看，這可能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從社會發展來看，可能不同時代都有它特殊的任務。在八十年代初，我們面臨的局面是要解放思想，繁榮創作。而後來的20多年時間裡，城市建設步伐很快，舊的都拆了，新建設的又都是大量的醜陋的假古董，所以又反過來強調尊重傳統。我覺得對於「新舊」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用一種「新」的視角去看待「舊」的東西。SOHO小報：從藝術發展角度看，是不是新舊之間也存在著傳承和轉換？比如很多古老的東西恰恰在今天是最時尚的。王明賢：是這樣吧，但不應當是簡單的轉換，而是一些人在從某個時代提煉出的一種典型符號。比如王廣義的大批判系列，就是抓住了中國六十年代最具有圖示性的紅色和革命等鮮明標誌作為創作的源泉，但他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而是巧妙地揉進了商業元素，在當代藝術的視角下來重新闡釋文革的東西。SOHO小報：那是不是說人們在對新舊的審美情趣上存在著一個輪迴的規律呢？王明賢：應該不是簡單的輪迴，而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比如目前國際上最活躍的中國藝術家中，像徐冰、蔡國強、王廣義、黃永平這些人，恰恰是當年「八五美術運動」中最為激進的一批先鋒。當年他們主張用現代主義去衝擊一切保守的勢力，而今天他們的作品卻都和中國最本土的元素有關。比如徐冰的活字印刷，蔡國強的火藥，因為這些東西畢竟是他們最熟悉的，蔡國強小時候的遊戲「攻炮城」給他留下了心理上無法磨滅的影子，徐冰從兒時鋪天蓋地大字報的印象中獲得了創作「天書」的靈感。但他們不是簡單地把這些古老的東西拿過來，而是通過重新整合這些資源來表達對當代藝術的思考。SOHO小報：為什麼人們對新和舊會持有一種既「喜新」又「戀舊」的複雜心態呢？王明賢：可能和當代人多元化的價值觀有關吧，過去我們考慮問題比較簡單，屬於非黑即白的模式。而實際上不論新和舊都可以從不同層面滿足人的情感需求。SOHO小報：如果我們抽象地談論新和舊，你覺得從藝術審美角度看，它們帶給人們的心理感受應該是什麼呢？比如是不是新使人感到興奮、刺激？舊使人感到滄桑、安靜？王明賢：這要看具體的歷史環境吧，為什麼二十年前我們強烈地提倡新？因為當時整個國家新的東西太少了，新可以帶給我們希望，可以振奮民族精神；但是這20年國家發展很快，整個城市有了很大改觀，當我們被全新的東西包圍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漂浮，缺乏安全感。因為現在的城市經過迅速的拆除和建設，我們會發現整個城市的記憶都喪失了。比如望京就是一個讓人恐怖的地方，那麼大片的建築，多少年了我去那裡，司機永遠都會迷路。所以我覺得就當前城市發展存在的問題而言，新和舊的矛盾恐怕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了。SOHO小報：這好像是一對老生常談的矛盾，城市建設應該怎樣兼顧新和舊？以你看，一個城市的新舊交替、共存或者平衡的出路在哪裡呢？王明賢：我倒覺得非常簡單，甚至可以說簡單到了極點。可以組織一批真正的專家在各個城市劃定各自的歷史保護區，劃定建築保護區，新的區域和新建築就大膽發展。但我覺得重要的不是技術問題，不是說某個城市具體應該保留多少古建築。關鍵是我們全民需要有一種觀念，一種對歷史的態度。比如北京的很多老建築，我們沒有把它當成歷史建築看，而是「危房」，一旦視為危房，那就只有拆除了，所以說觀念的轉變很重要。SOHO小報：今年初你們發起的「北京城記憶：數字影像展」是希望能幫助樹立這種觀念嗎？王明賢：主要是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京的城牆都陸續被拆除了，這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劇。因為這一時期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摧毀了這些歷史建築，也摧毀了我們的精神，但精神還是可以重建的，城牆拆了就永遠不能復原了。但是用數字化技術復原老北京的城牆、城門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途徑，是用當代技術手段來重建歷史記憶的一個途徑。因為就像剛才我們討論過的，舊的東西帶給我們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圓明園的廢墟比一個完整的圓明園傳達給我們的情緒要複雜得多也豐富得多。所以我說對歷史抱有一種態度也是人們內心的一種意境，中國人可能不能像羅馬那樣保存一個實體的城市，但是如果我們內心擁有這樣一種意境也很好。所以數字影像展是在虛擬的空間把新和舊進行完美結合的一次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