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在單位」到「人不在單位」／<b…

對話人：李成才（中央電視台《人在單位》總導演）對話地點：梅地亞寫字樓茶室對話時間：2003年7月31日下午3：30李成才，中央電視台《人在單位》總導演SOHO小報：你能先談談當初拍攝《人在單位》的起因嗎？李成才：起因可以說就是兩本書，一本是紐約時報一個記者寫的《中國人生活在單位社會裡》，他用一個外國人的視角介紹了五十多年來中國人對單位的依附。比如單位的功能在中國已經不僅僅是單純將一個人的勞動價值貨幣化，而是成了一個人精神寄託的場所，單位可以涵蓋人的一生，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他的信仰、政治前途、事業成敗，統統都和單位有關。單位的領導可能就是決定你終身命運的人，而這個領導又不是你自己可以選擇的。另一本書是楊曉民寫的《單位制度》，這本書解構了中國單位制度的由來和單位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當時我們的選題方向是打算表現中國社會的轉型，我覺得從單位入手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角。因為社會轉型從國家角度說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而從個體角度看，就是一個從「人在單位」到「人不在單位」的過程。SOHO小報：那你能談談中國單位的由來嗎？單位在一個特定年代是不是也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呢？李成才：這可能和建國初期的社會形態有關，那時的政府是從戰時組織狀態延續下來的，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用**的話說是「國家一盤散沙，經濟一窮二白」，軍事化的單位制度，讓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有利於政府通過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來解決「一盤散沙」的狀況。以後五十年，中國單位就逐漸演變成一個覆蓋了城市、農村十幾億人口的龐大、僵化機構，單位成了代表政府行使配置資源的機構。SOHO小報：你拍攝《人在單位》已經有三年多了，這期間中國的單位是不是在逐步瓦解？個體的能量是不是正在迅速釋放出來呢？李成才：我覺得這是必然的趨勢，主要是因為過去通過單位籠罩在個體身上的那些功能已經逐漸在社會化，比如福利分房終止了，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了，這些都有利於促進人們擺脫對單位的依賴。但是單位的迅速消失也給社會帶來一些副作用。比如為什麼當前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心態普遍都很急促浮躁？因為過去單位中對個體進行心靈撫慰、精神關懷的功能現在社會上還沒有相應的機構可以替代。過去單位領導可以關心到職工的每一處**，從婚喪嫁娶到生老病死，使得人們對這些形成了精神依靠，從而單位也自然而然成了個體宣洩、傾訴的唯一場所。單位這部分功能消失後由誰來承接？這是我們今天這個社會面臨的一大問題。SOHO小報：這個話題挺有意思，實際上我們過去只關注單位對個體提供的硬體保障，如福利保障、事業發展等等，而軟的一面象精神撫慰也很重要，這一功能甚至起到了社會減壓器的作用。那麼你覺得這部分轉換的前景如何呢？李成才：是這樣的，一方面很多房地產開發商在城市社區建設上將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實際上我知道上海很多社區在為人們提供精神交往建設方面作得很好；另一方面，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交往方式也日益豐富，網路就是當前年輕人結識知己、抒發情感的一個重要場所，比如年輕人在尋找合租房屋的室友，尋找一同旅遊出玩的夥伴都可以在網上實現，而象分配宿舍、組織職工旅遊過去都是單位的職能。但是這部分功能從單位到社會的轉換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SOHO小報：你的意思是說隨著原來單位的一些社會功能還原給社會後，個體對單位的依賴就會逐漸消失？李成才：也沒有那麼簡單，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社會還要設計一種激勵機制來釋放個體的創造力。比如我們曾經搞過「矽谷」計劃，但是在那裡註冊公司需要審查你的註冊資金、辦公場所，需要公章、財務等一系列具有單位特徵的東西，而如果這套做法拿到美國矽谷，那些創業的學生公司可能一個都不能合法存在。所以體制很重要，單位體制很難鼓勵個體的創造力。而一個個體在和一個社會制度發生碰撞的時候，個體的力量又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所做的「人在單位」徵文活動，1500多篇投稿中絕大部分是控訴單位制度的，而從這些控訴中你感到更多的是苦澀和無奈。SOHO小報：我聽說你下一步計劃拍攝的一個大型記錄片叫《在城市裡奔跑》，在內容上是《人在單位》的續集嗎？李成才：內容上是有銜接的，《人在單位》反映的是人們在體制內的生存狀況，《在城市裡奔跑》則想反映脫離了體制的一群人，我給出的定義是：自我實現生存與保障的一類群體。這類群體今後在社會中會越來越多，SOHO一族就是典型的這類人。這類人的最顯著特徵是自我把握命運，自我實現價值，不依託任何機構和組織。這其實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個體生存方式的一次重要改變。我希望這部片子完成後，對現在有能力的年輕人可以起到一種借鑒作用。SOHO小報：你在拍攝了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人物之後有沒有從一個社會的角度反思過，單位雖然壓制了個體的創造力，有它殘酷的一面，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單位也具有溫情的一面，可以給社會帶來平和及穩定，是否也有正面的意義呢？李成才：你說的溫情和穩定，其實是對以往一些懶惰和安於現狀群體的保護和鼓勵。我們說社會應當保護弱者，是指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群人。而我們拍攝的《在城市中奔跑》，並不僅僅把鏡頭對準SOHO族和白領，也包括了小紅馬、高爾夫球童這樣的所謂弱勢群體，他們同樣是自我實現生存與保障的一群人。一些人懷念單位的溫情和安全感是因為目前社會還沒有承接這種溫情的場所，但如果因為保留溫情而限制個體能量的釋放，對社會發展而言則付出的成本太高。在計劃體制下，中國人都是單位人，沒有自我，沒有個性；而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的前提就是尊重個體，人應該高於任何組織和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