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應該感謝／石濤

石濤，北京博維圖書公司總經理，策劃出版書100餘種，包括《格調》、《香煙》、《我的攝影機不撒謊》等。無疑，我們生活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渺小的時代。無論我們這個時代製造了多少神話，無論人們的口袋裡增加了多少財富，我們仍然難逃卑微的命運。這已命中注定，因為，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不按紙幣的數量和人們貪婪的程度來決定的。也正因為如此，從一開始，自娛自樂就成為我們生命的本質。而自娛自樂，並不需要他人的認可。換句話說，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沒有誰能約束你，包括上帝。但是，話說回來，你想獲得真正的尊崇和讚美也就不可能了。好在無論一個時代多麼卑微，對於個人來說，總還是有值得記憶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來多麼正當，比如，終於有機會通過競技場里的一次集體角斗改變個人命運。這裡我指的是：上大學。1977年10月，經過11年的停頓，人們又可以通過考試上大學了。事實上，我是在參加了兩次集體角斗之後才踏進大學校門的。恢復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慶縣一個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隊。每天早晨天剛一亮，我們就要拖著疲憊之極的身體下地，經過一整天的勞作，在太陽落山之後，再拖著更加疲憊的身體爬上土炕，年輕而陰鬱的頭腦里懷著終有一天要逃離苦境的夢想，昏昏沉沉地睡去。就是在那種絕望的生活里，恢復高考的消息公布了。那是一種真實無比的激動。在那之前，生活里有過許多虛假的激動，比如一兩個人的逝世，比如清明節發生的廣場事件，比如幾個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畢竟和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激動一陣之後，又繼續回到一成不變的生活軌道里。然而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和其他幾個知青商量了一下，我們決定回北京複習考試。公社給各村的知青發了一個通知，告訴我們可以回城複習高考，但複習期不能超過15天。我們不打算遵守這一規定，因為我們當時很清楚，要想擺脫一生在農村艱辛勞作的苦境，這可能是我們的最後機會了。沒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們逃離的決心。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考試安排在1977年12月，我們在10月底回到北京。一個多月很快就過去了。初冬，離考試還有兩天時，我回到八里店。為了慶祝，我們偷了生產隊里一隻母雞和菜園裡的兩棵白菜，做了一鍋雞湯白菜。那是我記憶所及味道最鮮美的雞湯和白菜，以後多次試圖做出同樣美味的雞湯，一次也沒有成功過。考試在延慶縣城的一個中學里舉行。12月，延慶到處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沒有火，我的手幾次凍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考完試，回到村裡一邊幹活一邊等待結果。大約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縣城醫院參加體檢，也就是說，我的成績超過了北京地區的錄取分數線。我欣喜若狂。按規定，凡是參加體檢的人就可以填報志願了，但在那個時代，考試結果並不對考生公布，於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數的情況下選擇。我的三個志願全部選擇了外地的大學，因為那時我已經徹底厭倦了北京，自從出生就在這個城市生活，對她的陰鬱、灰暗、高壓政治環境、警察和街道委員會的騷擾已經忍無可忍，一心想換個環境。誰知道這成了我上大學之路上一個極端錯誤的決定。體檢之後不久村裡就到了農閑時節，我於是把年底分紅的九十多塊錢（整整一年辛苦勞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錄取通知書。從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許是我一生中最難熬的一段時間，整天都在等待，因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運改變的邊緣。為了更好地打發時光，我把所有分紅的錢都和朋友們一起喝酒花掉了。然而，當別人陸續收到錄取通知書以後，我卻沒有。我的失落情緒在逐漸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絕望、更焦慮，同時也更期望奇迹的發生。然而奇迹沒有發生。我實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單的電報大樓給延慶縣招生辦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結果是我沒有被錄取。我當時猜想是因為我的成績不夠好，可能剛剛過了北京文科280分的錄取分數線，雖然能參加體檢，但達不到各學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屈服於命運的擺布，最初體檢時的喜悅已蕩然無存。我記得在告訴哥哥這個消息時難過地哭了，因為哥哥在我考大學這件事上是給我鼓勵最多的人，我能感覺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3月初，我返回村裡時路過延慶縣城，為了確證自己的猜測，我去縣招生辦查了我的考試分數：320分，超出錄取線整整40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數高出錄取線這麼多，居然沒有一間大學錄取我。招生辦的人問我報的什麼志願，我說都是外地的大學。他們告訴我問題就出在這裡，因為1977年外地大學在北京招生的名額極少，且多為理科。在接下來的那段時間裡我的心裡充滿了悔恨，對未來幾乎絕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勞動，從一個「先進知青」變成了整天曠工的人。接著知青可以回城了。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築公司招回城裡，工作內容是為混凝土預製板做木頭模子。這家公司的上班地點在盧溝橋，每天早出晚歸，上下班要三個小時，回到家裡累得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有一天我沒有上班，在家裡昏睡，到下午2點才醒來，然後我繼續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處境。然後，我做了一個決定，繼續考大學，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齡不讓考了為止。我也說不清楚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只是簡單地認為，我不能一輩子干體力勞動。無論如何不能。那樣簡直生不如死。我在讀《安娜·卡列尼娜》時曾對列文（也就是老托爾斯泰的化身）在鄉間勞作時產生的喜悅的描寫印象深刻，但它卻改變不了我當時的認識，因為列文的勞作是出於選擇，而我的勞作卻是被迫。1978年秋天我走進大學，但已經沒有了一年前的興奮和期望。一年之內我參加了兩次集體角斗，雖然改變了體力勞動的命運，但讀的不是我喜歡的專業。於是我對待大學教育變得有些玩世不恭了。畢業后我在大學里教過書、做過雜誌編輯，後來又去美國讀書，畢業后又在大學教書，總之，一切似乎都順理成章地走過來。直到有一天，老媽在我抱怨中國的大學教育多麼糟糕時說，要不是拜上大學之福，我今天的生活還不定什麼倒霉樣子呢。我想了想心裡竟嚇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學，我今天沒準是個滿臉皺紋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至少有一點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隨波逐流是人的天性。一個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經心有多高，銳氣也會消失殆盡，最後變成一個可悲的人。所以，人應該有機會，人也應該感謝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