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互相遙望――《西行25度》／李敬澤

李敬澤，1964年生於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4年進入中國作家協會《小說選刊》雜誌社，1990年調入《人民文學》雜誌社，現任副主編。2000年獲中華文學基金會首屆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著有散文集及理論批評文集《河邊的日子》、《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顏色的名字》、《紙現場》、《冰涼的享樂》、《目光的政治》等。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衛星定位系統的指引下，沿北緯40度，西行25度，從北京到新疆，橫穿中國中西部，他們將記錄「中西部人的真實表情，真實生活，以及讓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後，潘在《西行25度》中寫道：「現在城裡人，各行各業的人都說做事情難，做女人難，做企業家難，做成功的企業家在中國可苦了。我覺得這些都是裝出來的情緒。出來看一看西部的農民，他們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這個事情難，做那個事情難的城裡人，他們要難上幾十倍、幾百倍，但他們生活得很愉快。」對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覺得苦和難不能用一個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過「憶苦思甜」的訓練，那就是用一種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憶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於更苦更難的人們「生活得很愉快」，該結論更是輕率，當然，從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氣洋洋，用潘石屹的話說是「發自內心的高興」，但對這種「高興」我另有一種解釋，就是「村兒里來新人了」，潘一行風一般來了，又風一般走了，鄉親們應酬一番，轉過臉去還得面對自己的生活，他們不是特殊種類的人，在苦和難中，他們恐怕愉快不起來。那一路上，有無數雙眼睛，純潔的、熱情的、溫順的、茫然的，槍炮般的照相機對準它們，獵取那些目光。翻閱《西行25度》時，我覺得那些眼睛遙望我們，遙望那個執掌照相機的人，他們大概不知道他叫潘石屹，更不知道在另外一個世界里，潘石屹這個名字幾乎是「成功」、「財富」、「時尚」、「品位」的符號，他們的目光與潘的目光相遇，潘怎麼想我們知道了，但我們真的知道他們怎麼想嗎？正如潘石屹所說：「西部和北京、上海、香港這樣的大型城市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的，不僅是物質的差距，包括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差距。我在行走的車上常常有一種感覺，就像一個叫《黑客帝國》電影中兩個世界的切換。」——這種差距並非始於今日，在1903年或1933年，你從上海西行，也會同樣尖銳地感受到差距，這不僅是速度的，也是方向的：一個世界高歌猛進地認同於紐約、巴黎；另一個世界則內向、陰鬱地積壓著風暴般的力量。貫穿現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個隱秘關鍵就是這兩個世界的關係：它們如何看待對方，它們如何相處？潘石屹在歷史上的前輩對此並無意識，就像城堡中人意識不到城堡下的沙灘，這也許是現代史上關於幻覺、關於自欺、關於世事無常的最浩大的演繹。很多年後，當張愛玲帶著那個摩登、華麗的世界歸來時，她為粗糙的人們提供了豐盛的感官和複雜的語調，但是，她的最深處的微弱、尖細的聲音最終還是被宿命般地遺漏：憑著天才的直覺，她意識到遠方有某種事物正在運動，它使眼前的一切變得不真實、不確定。對此時的潘石屹來說，中國的中西部肯定是比紐約或巴黎更遠的遠方，如果他去紐約或巴黎，大概在他周圍沒人追問為什麼，但現在，他要出發西行，就有人問了：「要去開發大西北嗎？」潘曰：「沒有。」人又問：「賣房子去嗎？」潘曰：「沒有。」人再問：「你去訪貧問苦嗎？」還是「沒有」，「那你到底要去幹什麼？」潘說：「什麼也不幹！」什麼也不幹，「就是想出去看一看」，這讓我想到一個老舊的詞：「世界觀」——在世界上，觀看。我們小時候，世界觀問題是個正確與否的問題，但現在，我認為世界觀的問題在於是否足夠的寬；世上的悲劇和謬誤大多源於當事人有一種狹窄而「正確」的世界觀，人不能理解生活之繁雜，人性之深微，人類生活價值之分歧，不能理解歷史和現實中暗自涌動的浩瀚可能性，人也就不能真實地認識自己。在《西行25度》中，潘石屹以玄學愛好者的特有語調說道：「人前面的定語越少，限定他的東西就越少，就越能活出他的真實和本來面目。」「如果除了IT方面的知識就什麼都不懂，或者只是一個商人，除了商業之外的事情別的都沒有興趣，這樣你就有好多樂趣體會不到，讓你的生命特別的小。」——這似乎是在談生命、談「業餘文化生活」，但是，鑒於潘所指稱的「你」實際上是一個強勢的複數，是與「進步」、「發展」、「技術」、「資本」等等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密切相關的群體，生命的「小」就不能在個人意義上稱量，這種「小」必然是總體上的世界觀的「小」，是他們高歌猛進的自信姿態中隱藏的致命的「輕」。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把「西行25度」理解為一個象徵性的行動，通過這個行動，當人們在SOHO現代城裡想象自己的世界時，還能隱約記起荒涼的村莊和殘破的大地，他們也許能夠超越他們「前面的定語」，以更真實、更複雜的尺度理解他們的身份和利益。——我對此並不樂觀。一個社會群體獲得一種寬闊的、足夠精細的自我意識，以便與歷史、與「吾土吾民」和諧相處，這必定是一個漫長過程。在中國，這個過程可能剛剛開始。僅僅三四年前，當我漫無目的地翻閱各種財經報道時，我忽然發現，意氣風發的IT新貴們在表達和想象時最常調用的資源竟只是金庸和古龍，這就好比法國資產階級通過大仲馬想象世界、理解自我，當然法國人還沒有這麼淺薄和愚蠢。如今，「潘總」西行，留下《西行25度》，這也許是一種世界觀的一次任意的、試探性的拓展，他無疑看到了很多，當然，他沒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比如他看到了「愉快」，他沒有看到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