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解放(1)

什麼叫「半解放」呢？沒有什麼科學的定義。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集中批鬥之後，時令已經走過了一九六八年，進入了一九六九年。在這一年的舊曆元旦前，系革委會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這次恐怕不好再說「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個「小爐匠」。此時我家的那一間大房間久已被封了門。全家擠住在一間九平米的小屋裡。據家裡兩位老太太告訴我，其間曾有一個學生拿著抄走了的房門鑰匙，帶著一個女人，在那間被查封了的大屋子裡，鬼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睡在我的床上，用我們的煤氣做飯。他們威脅兩位老太太說：「不許聲揚！」否則將有極其嚴重的後果。現在「小爐匠」就拿著那一把鑰匙，開了門，讓我睡在裡面。我離開自己的床已經有**個月了。我此時在高興之中又滿懷憂慮。我頭上還頂著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點錢，吃飯也不夠。我記得後來增加了點錢，數目和時間都想不起來了。外來的壓力還是有的。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樓下一個家屬委員會的什麼「連長」的老頭子（他自己據說是國民黨的兵痞）高聲昭告全樓：「季羨林放回來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聽了沒有吃驚，這種事情對我可以說是習以為常了。但是，心裡仍然難免有點彆扭，知道自己被判「群眾監督」了。我彷彿成了瘟神或愛滋病的患者，沒有人敢接觸了。即使沒有人告訴我，毋寧說是提醒我這種情況，我這人已經有點反常。走路抬頭，仍不習慣。進商店買東西，像是一個白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不敢叫售貨員「同志」，我怎麼敢是他們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麼呢？叫「小姐」，稱「先生」，實有所不妥。什麼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結果是口囁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無主、四體失靈的狼狽相，我自己都覺得十分難堪。我已經成了一個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過了沒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樓去參加「學習」。我第一次從家裡走向四十樓的時候，正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這一段路相當長，總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時。我走出門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開大路，從湖中的冰上走過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說法，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處境不正是這個樣子嗎？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現在已經很不習慣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樓，見了革命小將，是不是還要高喊「報告！」呢？是不是還要低頭垂手站在他們面前呢？這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得不到答覆，走起路來，就磨磨蹭蹭。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樓。我見景生情，思緒萬端。前不久我還在這裡被「樓中游斗」，曾幾何時，我又回到這裡來了。這回是以什麼身份？我說不清。「醜媳婦怕見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氣，進去報了到。幸而沒有口號的喊聲，沒有手打腳踹，而是不冷不熱的待遇。我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組，組員都是學印地語的學生。從此以後，我就以一個莫明其妙的身份，參加了他們的學習和活動。原來東語系的「棚友」都被召喚到那裡。可是待遇卻不知為什麼顯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掃樓道。有一個印地語教員被無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掃廁所。我原來是有思想準備來干最臟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沒有，實出我的意外了。同革命群眾在一起，我還非常不習慣，有點拘謹，有點不舒服。我現在是人是鬼，還沒有定性。遊離於人鬼之間，不知何以自處。學生們是青年人，活潑愛動。學習休息時，他們就吹拉彈唱。有一個同學擅長拉二胡，我非常欣賞；但又不敢忘形。年輕人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我則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覺得氣氛很不協調。但是，在相對平靜的生活中，也不是沒有一些波瀾。我回憶所及，首先就是黨費問題。我上面已經談過，在「黑幫大院」中，交黨費是犯忌諱的。我當時自己不能領每月的生活費，都是我的年邁的嬸母代勞。她每月到外文樓東語系辦公室去領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費。作為「黑幫」的家屬，她沒少聽到閑話。特別是井岡山「黑幫」的家屬，更會直接或間接受到奚落。老人沒有辦法，只有忍氣吞聲。在這個情況下，她居然還怕自己的孩子丟掉黨票，仍然按月交納黨費。東語系不知道哪一位黨組織幹部居然敢收下，而沒有向「黑幫大院」通報。否則我一定會多挨上一頓打。我至今感激不盡。我嬸母還告訴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對她沒有奚落，而且還偷偷地小聲對她說：「把錢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談到這種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溫暖，也總是感激不盡。但是，到了四十樓以後，應該我自己交黨費了。我這種非人非鬼的處境，卻使我不敢厚著臉皮去交黨費。此時黨組織好像已經不再活動。我也不知道向誰交。如此就耽誤了一些時間。系裡的領導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按時交黨費？」我十分坦誠地告訴他：「等到支部決定開除我出黨的時候，我一定會把所有拖欠的黨費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後離開。」由此可見，我認為，留在黨內已經完全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