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11)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產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則遍種稻穀。

其他產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

小時在家裡不聽話，長大后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制定法律的人。

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裡，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在托馬斯?馬歇爾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廣泛採用的《美國史》(1930年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話：奴隸：儘管黑人是奴隸，他們在種植園時代通常很快活。

他們喜歡跟別人在一起，喜歡唱歌、跳舞、說說笑笑，喜歡鮮艷的顏色，如果頭上裹上了一塊紅色或黃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揚揚得意。

他很想得到人家的誇獎，對於仁慈的主人或監工總是忠心耿耿。他總是慢吞吞的，什麼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動手。

大多數種植園主認識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視奴隸，善待奴隸，獎勵奴隸，這樣就能博得他們的一片忠誠。

但是脫離現實的作風還不限於此。30年代的各地學校里——有幾年連首都的學校也如此，老師們是不準提到蘇聯的。

地圖上的俄國所在地是空著的，不加任何標誌，就像非洲那些

「沒勘探過」的地區一樣。每天上學，首先要向國旗表忠心，並作基督教式的祈禱，信猶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參加。

1932年的人常常意識到有個上帝，而上帝又有點像道學先生。當年10月，《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評論厄爾?

卡羅爾的《虛榮》，說是有傷風化。戲劇家卡羅爾也跟小說家厄斯金?

考德威爾一樣可惡，使《時代》周刊的老闆盧斯簡直無法容忍。盧斯說：「卡羅爾先生的滑稽對話幾近誨淫，在劇壇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爾頓?伯利的表演，亂喊亂鬧，粗俗之至。有的觀眾看見了就臉紅，有的卻哄堂大笑。伯利模仿著不男不女的聲調，談論女演員們的屁股，對著擴音器大聲說了不少下流話，似乎覺得這樣才開心。」伯利特別高興而《時代》周刊又特別生氣的是，合唱隊有些女演員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區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夜復一夜》塑造了瑪夷?

韋斯特和喬治?拉斐特兩個人物形象。喬治在同一個朋友談話時說：「上帝，多麼漂亮的『寶石』啊!」瑪夷回答：「親愛的，上帝與『它』無關。」當時，所有那些獨攬大權的人，包括威爾?

霍?海斯，都在觀望這種變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創作的音樂《四十二街》中，演唱這首音樂的合唱團的一個女孩說：「恐怕我要『傳播』。」第二位說：「在你左邊的第一個『門』。」前者又說：「不，在我的『襪子里』。」這樣無恥淫蕩之事並不是比比皆是。

對青少年來說，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話故事中的魔鬼和經常曠工的職員一樣，每當新一年的第一天，他們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會故態復萌。

在性報道的處理方面，幾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脫。每個青春發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會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會導致性無能，就如俗話所說：「手掌上長出了頭髮。」姑娘們也操心得很。

她們怕在學校里被稱為

「騷貨」、

「破鞋」。由於青年人的社會主要是男系中心，她們處境就更加困難了。

很少人請姑娘們去騎自行車兜圈子，跟她們交換鋼彈珠或者橡膠糖畫片，討論克利夫蘭市的全國航空比賽，玩

「插小刀」、

「佔山頭」、

「奪大旗」、

「抓逃學」(除非她們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頑皮的姑娘)等等遊戲。有時，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談一下，評論伊帕納民間歌唱團、克利科特俱樂部愛斯基摩歌唱團、兩洋吉卜賽歌唱團的優劣。

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這個國慶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兩英寸的天地響和

「櫻桃炮」把鐵罐炸得飛上半空，姑娘們卻多半只能在旁邊瞧，炮聲一響就嚇得尖聲叫喊。

到了夏天，中產人家要是擔負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費用(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

即使不為別的，只因每年小兒麻痹症流行，也得這樣做。小兒麻痹症一來，人們就待在家裡，不敢去看電影，不敢參加集會，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門。

這樣，城裡許多中產階級的兒童就在童子軍夏令營或者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學會了游泳，逐漸愛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圍飛來飛去的螢火蟲和六月蟲。

他們懂得了，8月蟈蟈兒叫，再過六個星期就霜凍了。有時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嶄新的

「雪佛蘭」牌汽車(在底特律市的離岸價格是445元)旁邊的腳踏板上，開車去

「旅行」。所謂旅行是很冒險的，路上確有發生事故的可能。裝在雙座跑車或者轎車背後的備用輪胎往往要拿下來派用場。

30年代的輪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車並不舒服，「路邊旅館」的飲食質量也靠不住。

過夜是件麻煩事，因為房間難找。據美國汽車協會說，旅客通常要花一個星期才能到達目的地，再花一個星期才能回到家裡。

看起來好像遊覽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

一號公路穿過華盛頓、費城、紐約市和波士頓市的中心，到了特拉華河和哈得孫河(喬治?

華盛頓橋還在建造中)必須坐渡船過河，而在大蕭條年代，緬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間多雪，兩旁土又松，車一開快，就會出事。

那時還沒有州際公路。從東海岸驅車橫過全國，惟一道路是沿著30號公路(林肯公路)進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著66號公路走。

這兩條公路都只有雙排車道，有好幾段只是泥路，沒有鋪柏油。66號公路爬過落基山脈，急轉彎處坡度很陡。

如果這些聽起來有點像是原始生活，那麼我們還要補充幾句。正如卡羅琳?

伯德所指出的，當時美國社會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當然，要有錢才行，但不必很多。

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點，就能過今天無法得到的舒適生活了。

中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比現在安靜得多。那時沒有超音速噴氣機的震耳噪音，沒有風動碎石機、強衝力鑽岩機、空氣壓縮機，也沒有鏈鋸；沒有高保真度收音機、磁帶錄音機、錄音擴放裝置；沒有125分貝晶體組，也很少鉚釘槍。

人們彼此之間的往來也不那麼多，聯邦調查局只有三百多萬個手指印；社會保險沒有數字代號，全國沒有劃分郵區，自撥長途電話沒有裝上，也沒有信用卡電腦儲存銀行。

那時上大學相當容易，1932年只有萬人考大學。如果你想坐飛機的話，班機很少，但是對旅客們卻招待得很殷勤，因為當時勞力過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護士執照的女服務員伺候得特別周到。

你完全用不著預先通知旅館、高級餐館、理髮店或者醫院給你留地方。

誰也不擔心污染問題，因為工廠煙囪根本不冒煙。家庭教師、理髮師、女裝裁縫、音樂教師，甚至內科醫生都會一請就登門服務。

如果你在辦公室工作，秘書會每天早上準時上班，絕不隨便跑出去喝咖啡。

她們不在辦公室打私人電話，也不因為工作超時就提意見。

「只要有人在工廠門口排長龍等活干，廠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這是塞繆爾?

英薩爾的說法(他是會這樣說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則把這條原理說得含蓄些：經濟越衰退，活兒就幹得越出色。

除環境舒適外，用70年代的眼光來看，當時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

美國不僅不用為國外的危機操心，而且就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國外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日本人在中國胡作非為，但是誰有閑工夫去過問它呢?德國舉行了總統競選，84歲的保羅?

馮?興登堡擊敗了43歲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對於他們兩人，美國人同樣不感興趣。

在倫敦，威爾士親王跟一個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談情說愛，不久前她入宮覲見過英王，後來辛普森夫人跟丈夫離婚，和威爾士親王即後來的愛德華八世結婚。

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屬再嫁人，為英皇室所不許，因此愛德華八世於1936年退位。

這件事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引起種種議論。——譯者可是這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她是有夫之婦嘛。

西貢當時是那麼遠的地方，只能做好萊塢一部電影的背景，片名《紅塵》，由克拉克?

加布爾主演，是逃避現實的影片。中東地區比美國中西部地區還要平靜。

正如《時代》周刊4月4日所報道的：「在巴勒斯坦，猶太人是只佔居民的少數民族，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只是十年前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該地時，曾經給過猶太人代辦處一些提出參考意見的權利罷了。」儘管已經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許多日後被認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當時還沒有出名。

溫斯頓?丘吉爾的名字在書報上出現，只不過因為他是一本反共小冊子《在暴風雨中》的作者。

(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納、克里斯托弗?莫利、奧爾德斯?

赫克斯利、約翰?多斯帕索斯、魯濱遜?傑弗斯、斯特裡布林、亨德里克?

威廉?房龍、詹姆斯?M?巴里、查爾斯?諾德霍夫和詹姆斯?諾曼?

霍爾。)那些出生年月為眾所周知的人——例如喬治?蕭伯納、拉迪亞德?

吉卜齡、喬治?M?科漢，以及約翰?高爾斯華綏——人們是把他們當做前輩人物看待的。

這在文娛界尤其如此，五個最賣座的電影明星是瑪麗?德雷斯勒、珍妮特?

蓋納、瓊?克勞福德、查爾斯?法雷爾和格里塔?嘉寶。這時艾琳?鄧恩剛剛上銀幕；克勞黛?

考白特(與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電影)也是初出茅廬。琴逑?羅傑斯只不過是巴斯比?

伯克利的歌舞團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納爾遜?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一年以後才到好萊塢。

四歲的雪莉?鄧波兒剛在國內的標準銀幕(高18英尺，寬24英尺)初露頭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單盤膠捲短片，名叫《娃娃戲》。

本尼?古德曼和湯米?多爾西同住在一個寓所，在紐約各劇場的樂隊里工作，並在推銷霍夫曼薑汁啤酒的廣播節目里吹單簧管，表演許多新鮮手法。

在得克薩斯州博芒特市，16歲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個名叫勞倫斯?

韋爾克的旅行樂團團長，問他說：「你不是要找一個喇叭手嗎?」隊長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拚命地吹。

韋爾克搖頭說：「孩子，你吹得太響了，我們樂隊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