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向右轉(11)

當時，尼克松正準備離開大使旅館前往全國廣播公司設在好萊塢的卡皮頓劇院演播室。那些攝影師、電機師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員都已在那裡整天演習；每一個人都已作好準備，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為他還沒有決定怎樣結束他那篇講話。他正在與喬蒂納和羅傑斯談話，討論著用什麼最好的辦法使他的聽眾可以發表對他的意見——寫信給他呢，還是寫給艾森豪威爾，還是寫給全國委員會——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接線員說是長途電話，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來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號。尼克松叫喬蒂納對電話說，無法找到參議員來聽電話，但那州長仍堅決要求要和他談。尼克松只好勉強地把話筒拿起來。杜威對他說：「艾森豪威爾的高級顧問剛才開了一個會議，他們叫我告訴你，他們的意見是要你在廣播的演說結束時向艾森豪威爾提出辭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的責任是把這個建議轉告你。」尼克松吃驚之下，說不出話來。杜威搖了搖聽筒，他說：「喂，喂，你聽到我的話嗎?」尼克松問道：「艾森豪威爾要我怎麼辦?」杜威也不知道，他沒有直接和那位將軍談過話。尼克松說：「他們到現在才把這樣的建議轉告給我，真有點兒晚了。」杜威堅持問道：「要我怎樣告訴他們你怎麼辦呢?」尼克鬆氣得爆發出來，「就這樣告訴他們吧，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如果他們要知道的話，那就最好去聽廣播!並且告訴他們，我也懂得一點兒政治的!」洛杉磯下午6時，在東部是下午9時——距離廣播的時間還有半小時。修臉、淋浴和穿衣以後，尼克松發現杜威的電話使他激動得連發言提綱也記不住，他得拿著提綱講話。在劇場里，安排節目的負責人把他和帕特帶到裡面去，問他將要做些什麼動作。尼克松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就把電視攝影機對準我吧。」還有三分鐘就要上電視鏡頭的時候，他一度想不講話了。他對帕特說：「我簡直不能相信我能夠過這一關。」她說他當然能夠，這時要另想辦法已為時太晚；那時他的名片已經出現在電視上，攝影機轉過來對準他。他說：「我的美國同胞們，今天晚上，我作為副總統的候選人，也作為一個本人的誠實和正直受到懷疑的人來到你們的面前」。他敘述了那筆經費的目的和使用情況。他說，那筆錢單純用於競選的開支。既然他連那筆錢也從未見過，因此，按照聯邦法律，沒有一點是應該納稅的，或者要申報的。他繼續說：「有人會說：『好吧，參議員，也許你可以捏造這種事實。怎樣能使我們相信你所說的話——到底有沒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現金呢?有沒有可能你假公濟私呢?』因此，現在我要做的——附帶說一下，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時給這次電視和電台的聽眾講我的全部財務歷史，我所掙的，我所用的，我所擁有的一點一滴。」他從青年時期開始，說到現在，他說現在他擁有：一輛1950年產的奧斯摩比耳牌汽車；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房子的3000元產權；他在華盛頓住房的2萬元產權；人壽保險額4000元，加上一張當兵保險單；沒有股票，沒有公債，其他一切都沒有。他所欠的：加利福尼亞州住房的1萬元債務；華盛頓住房的2萬元債務；華盛頓里格斯國家銀行4500元欠款；欠我父母3500元；人壽保險欠款500元。「好啦，差不多就是這麼多了。」他說，「這是我們所有的一切，也是我們所欠的一切。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滿意，因為我們所掙得來的每一角錢，都是我們自己正當掙來的」。到那時，他無疑地已把聽眾爭取過來了。在連續五次的總統競選中同羅斯福所說的被遺忘的人對壘后，共和黨終於提名了一個千千萬萬人能夠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謹慎地以一個普通人姿態出現。儘管在戰爭年代他曾到過「炸彈飛落」的地方，並且很可能有資格領到一兩個星形勳章，可他並沒有自稱有什麼英勇行為。然而，他演說的關鍵是詳細談了自己的經濟收入情況。那畢竟是一次關於金錢的講話，而把他所有的，曾經有過的每一分錢逐一公開出來，就像他正在講給聽眾一件他們所熟悉的事的一樣——用了兩年的汽車、住房的抵押、為數不多的人壽保險。這裡這個人顯然知道他要操些什麼心來矯正小孩的牙齒，改裝鍋爐，或者要支付電視機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說，一個像史蒂文森州長那樣「繼承了他的父親一筆財產」的人能夠參加總統競選固然是好，但「一個收入不多的人」能夠參加競選也同樣是好的，因為他們都會全部記得林肯所說過的關於普通人的話……民主黨人誹謗他固然操之過急，共和黨人說要拋棄他也不免過於驚慌，現在，他卻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個勁頭很大的人，他不願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來。這是他給全國留下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的機會——要像布賴恩布賴恩(1860～1925年)，美國政界領袖，主張鑄制銀幣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說，有助於1896年民主黨總統競選。——譯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說和柯立芝對付波士頓警察罷工那樣去做——他打算用盡一切辦法來利用這個機會。他對聽眾說：「我還應該說一說——就是帕特沒有貂皮大衣。但她卻有一件體面的共和黨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對她說，她無論穿上什麼，都是好看的。「還有一件事情，或者也應該告訴你們，因為如果我不說出來，他們也要說我一些閑話。在提名之後，我們確實拿到一件禮物。得克薩斯州有一個人在無線電中聽到帕特提到我們兩個孩子很喜歡要一隻小狗，不管你們信不信，就在我們這次出發作競選旅行的前一天，從巴爾的摩市的聯邦車站送來一個通知說，他們那兒有一件包裹給我們。我們就前去領取。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這是一隻西班牙長耳小狗，用柳條簍裝著，是他們從得克薩斯州一直運來的——帶有黑、白兩色斑點。我們六歲的小女兒特麗西婭給它起名叫『切克爾斯』。你們知道，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樣，喜愛那隻小狗。現在我只要說這一點，不管他們說些什麼，我們就是要把它留下來。」他說，在全國的聯播電視中出現，「**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那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這麼做是因為他的國家正處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夠拯救他的國家的人就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你會說，為什麼我認為國家正處在危急中?我說，看看記錄吧。杜魯門-艾奇遜執政七年，發生了什麼事?6億人民丟給了**。」)他正在接近高峰。時鐘告訴他，他在時間上落後了。「我了解，你們極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還參加共和黨競選，或者退出。讓我這樣說：我不相信我應該退出，因為我不是一個臨陣逃脫的人。順便說一句，帕特也不是一個臨陣逃脫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聖帕特里克節那天出生的——你們知道愛爾蘭人從來不是臨陣逃脫的人。」事實上她於1912年3月16日出生，聖帕特里克節的前一天，洗禮時命名為西爾瑪?凱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親給她的愛稱。她的母親是德國人。他繼續說，但是決定不是由他來做的。他已決定——就在他講話的那一時刻——「通過這次電視廣播」把整個問題提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去考慮。他要請他的聽眾協助委員會做出決定：「寫信、打電報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告訴他們，你們認為我應該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們怎樣決定，我一定照辦。」一個負責安排節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拚命做手勢向他提示，給他的時間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來好像沒有看見他。他的眼睛，繼續向著電視攝影機講下去：「……就讓我說最後的一句話吧。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要繼續這場戰鬥。我要走遍美國進行競選，一直到把那些騙子和那些保護他們的人趕出華盛頓為止。諸位，請記著，艾森豪威爾是一個偉大的人。諸位，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投艾森豪威爾一票，就是為美國的利益投一票——」講話結束了。在克利夫蘭市，艾森豪威爾轉過身來對薩墨菲爾德說：「好啦，阿瑟，你的7.5萬元肯定沒有白花。」在卡皮頓劇院，尼克松對那個負責安排節目的人說：「我非常抱歉，我的講話過了時間。我把節目弄糟了，對不起。」他一面向那些電機師致謝，一面把他的講話筆記稿收拾起來，疊得整整齊齊——接著，一陣狂怒，把那疊東西用力地扔在地板上。喬蒂納喜洋洋地走進來想向他致賀，但怎麼也安慰不了尼克松。「不，這是一次大失敗，」他說，「我不能及時結束講話。」在更衣室里，他轉身避開了他的朋友，哇地一聲哭起來。後來，他又有一次機會回憶那次事情。在他所寫的書《六次危機》里，他將回憶起那些被他的雄辯口才所感動的攝影師眼裡的眼淚。在他的回憶中，化妝師對他說，「這一回可把他們鎮住了，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精彩的廣播的。」而表示良好祝願的人都搶著打電話來祝賀，使播音室的電話總機應接不暇，「電視台的每一個人都認為那次廣播是出乎意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