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2)

《建議》對蘇聯專家提出的利用東交民巷操場空地並沿長安街建辦公樓的設想，予以批評，指出這將導致「歐洲十九世紀的大建築物長線的沿街建造，迫臨交通幹道所產生的大錯誤」。即使沿長安街建設，所能解決的機關房屋「只是政府機關房屋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須另尋地址」。而且，「以無數政府行政大廈列成蛇形蜿蜒長線，或夾道而立，或環繞極大廣場之外周，使各單位沿著同一幹道長線排列，車輛不斷地在這一帶流動，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車的不便也會很嚴重。這就是基本產生歐洲街型的交通問題。這樣模仿了歐洲建築習慣的市容，背棄我們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則，在體形外貌上，交通系統上，完全將北京的中國民族形式的和諧加以破壞，是沒有必要的。並且各辦公樓本身面向著嘈雜的交通幹道，同車聲塵土為伍，不得安靜，是非常妨礙工作和健康的。」《建議》強調，「日後如因此而繼續在城內沿街造樓，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發生問題的一系列難以糾正的錯誤，則這次決定將為擾亂北京市體形秩序的禍根。為一處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這時代適當展拓計劃的基礎，實太可惜……我們的結論是，如果將建設新行政中心計劃誤認為僅在舊城內建築辦公樓，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加增問題。這種片面的行動，不是發展科學的都市計劃，而是阻礙。」《建議》還對蘇聯專家提出的所謂在舊城內建設行政中心區可利用原有的文化、生活、市政等設施因而是經濟的觀點，予以反駁，指出，行政中心區進入舊城，將引發大量人口外遷，而「政府絕對的有為他們修築道路和敷設這一切公用設備的責任，同樣的也就是發展郊區。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費用。」對於在舊城內建造新的行政區，《建議》提出「不但困難甚大，而且缺點太多」。理由是：（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們目前密度已過高，必須疏散，這矛盾的現象如何解決？（2）如果佔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積內房屋計算，約需拆除房屋十三萬餘間，即是必須遷出十八萬二千餘人口，即使實在數目只有這數的一半，亦極龐大可觀，這個在實施上如何處置？（3）如果大量建造新時代高樓在文物中心區域，它必會改變整個北京街型，破壞其外貌，這同我們保護文物的原則抵觸。（4）加增建築物在主要幹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複雜性。過境車與入境車的混亂劇烈加增，必生車禍問題。這是都市規劃設計所極力避免的錯誤。（5）政府機關各單位間的長線距離，辦公區同住宿區的城郊間大距離，必產生交通上最嚴重的問題，交通運輸的負擔與工作人員時間精力的消耗，數字驚人，處理方法不堪設想。《建議》還進一步論述道，在舊城內建設行政中心區，將通過興建新住宅、遷移人口、拆房、處理廢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過程，「而且在遷移的期間，許多人的職業與工作不免脫節，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顧』，遷移之後，必須相當時間，始能適應新環境。這種辦法實在是真正的『勞民傷財』。」兩位學者特別指出：這樣遷徙拆除，勞民傷財，延誤時間的辦法，所換得的結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錯雜，不切合時代要求，沒有合理的聯繫及集中，產生交通上的難題，且沒有發展的餘地。這片面性的兩種辦法都沒有解決問題，反而產生問題。最嚴重的是同住宅區的地址距離，沒有考慮所產生的交通問題。因為行政區設在城中，政府幹部住宅所需面積甚大，勢必不能在城內解決，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區同辦公地點的距離便大到不合實際。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萬至十五萬人在政府辦公地點與郊外住宿區間的往返賓士，產生大量用交通工具運輸他們的問題。且城內已繁榮的商業地區，如東單、王府井大街等又將更加繁榮，造成不平衡的發展，街上經常的人口車輛都要過度擁擠，且發生大量停車困難。到了北京主要幹道不足用時，惟一補救辦法就要想到地道車一類的工程。一一重複近來歐美大城已發現的痛苦，而需要不斷耗費地用近代技術去糾正。這不是經濟，而是耗費的計劃。《建議》進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建設政府行政中心的設想，認為這將為城市的保護與發展「全面解決問題」，有利於「為人民節省許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有利於「建立進步的都市」，有利於「保持有歷史價值的北京文物秩序」。《建議》提出，在這裡建設行政中心區，是根據「大北京市區全面計劃原則」出發的，是「增加建設、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舊城中心的文物環境，同時也是避免新行政區本身不利」的「新舊兩全的安排」。這個行政中心區「必須同足用的住宅區密切相連，經濟地解決交通問題，減輕機械化的交通負擔」，它還能「保留將來發展餘地」。其中，兩位學者重點論述了向舊城之外轉移城市功能，是解決舊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辦法：疏散他們，最主要是經由經濟政策領導所開闢的各種新的工作，使許多人口可隨同新工作遷到新工作所發展的地區。這也就說明新發展的工作地點必需在已密集的區界以外，才能解決人口密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