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中智囊――蔡申熙(7)

「咦，搞到糧食了？」蔡申熙興奮地問。

「哪裡搞得到糧食！現在有野菜填飽肚子就不錯了。」戰士回答。

「那你把稀飯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應該吃野菜，幹嗎要特殊？」

戰士解釋道：「你有傷在身，應該優先照顧。凡是傷員，部隊都想方設法擠出糧食給他們補養身體。」

「感謝同志們的關心。」蔡申熙堅持道：「我的身體早好了，誰說我有傷？要是為了照顧傷病員，那就把這碗稀飯送去給他們吃。」

正是以蔡申熙為首的指揮員與戰士同甘共苦，患難與共，贏得了廣大士兵的擁戴，使這支遭受新敗的部隊危而不潰，顛而不覆，保存著旺盛的復仇意志。靠著這股頑強的鬥志，蔡申熙帶領紅二十五軍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廣大地區，與各路進攻之敵展開激戰，並在苦苦支撐中捕捉到轉機。一日，紅軍獲悉國民黨第七師兩個團押解著大批戰俘進駐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襲郭店子，與駐敵展開肉搏戰，殺死敵副團長桂華峰以下六百餘人，奪回被敵俘獲的傷員數百名，繳獲大批糧食和軍用物資，一舉挽回頹勢，初步穩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勢。

霍邱兵敗，引起全軍震怒。張國燾提出要嚴懲曠繼勛，他認為曠繼勛一向與中央分局離心離德，這次採取以城攻城的戰術實際上是幫助國民黨破壞革命，起的是內奸的作用，應該繩之軍法。不少負責同志痛感皖西被敵摧殘，情緒激動，要求追究曠繼勛的責任。

在幾乎是一邊倒的情況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錯誤，不應因此懷疑曠繼勛同志的革命立場和過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績。」

他的意見促使偏激的情緒冷靜下來。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軍事委員會只對曠繼勛作出了撤職的處分，拒絕了張國燾嚴懲的建議。

四大戰役使鄂豫皖達到鼎盛，張國燾盲目樂觀，提出國民黨主力只剩七個師。蔡申熙卻在大勝之後看到危機，率先提出應該預覓退路。果然，不出三個月，紅四方面軍就兵臨絕境，被迫採納他的西征計劃。部隊撤離蘇區的前夜，蔡申熙再次負傷，疼得無法忍受，要人補他一槍。他在痛楚中死去，犧牲時只有二十七歲。

1932年春，對於鄂豫皖根據地的軍民來說，是令人亢奮和充滿遐想的季節，幾乎所有的指戰員都學會了吟詩和演說。那是一個需要幻想和不斷創造神話的歲月。

由於蔡申熙的天才謀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揮，紅四方面軍從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內先後進行了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戰役，先後殲敵六萬餘人，其中成建制被殲的國民黨正規部隊達四十個團。這是紅軍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大捷，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得到猛烈發展，蘇區版圖面積達四萬餘平方公里，人口超過三百五十餘萬，擁有黃安、商城、英山、羅田、霍邱五座縣城，建立了二十六個縣的革命政權。紅四方面軍組成兩個軍六個師，主力部隊達到四萬五千餘人，地方武裝發展到二十餘萬。

一時之內，「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蔡（申熙）」的名聲超過了「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懾於紅四方面軍銳利的兵鋒，國民黨被迫作出戰略調整，將第四次「圍剿」的重點由江西蘇區轉移到鄂豫皖蘇區，任命蔣介石指揮五十萬大軍進行「圍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張國燾並未意識到危機。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時，毫無根據地說：「國民黨主力只剩下七個師，其餘都是雜色部隊，紅軍現有這樣的力量，已經不論多少敵人都不怕了。」在他指導和影響下，**鄂豫皖省委在《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緊急任務》決議中提出了所謂「偏師說」，認為今後進攻根據地的主力是帝國主義直接擔任，國民黨軍只能作一支起輔助作用的「偏師」，紅四方面軍的任務就是奪取武漢和直接與帝國主義軍隊作戰。

對於荒誕離奇的「偏師說」，連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臨時中央都感到太過分了。他們在給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張國燾的回復中批評道：

「這裡對於反動統治崩潰程度的估計是過分的。以為國民黨政府及其他軍閥部隊在進攻蘇區紅軍中只擔任偏師的任務，這是不顧事實的胡說。遷都洛陽后的國民黨政府，口頭上說長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討東北偽國，而實際上卻以全部力量來進攻鄂豫皖蘇區。汪精衛電詢各省主席清剿計劃，軍事計劃早在蔣介石及其外國顧問的指揮之下訂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調動軍隊之中，用於進攻鄂豫皖蘇區的武力約在五十師以上，設立了三個清剿司令部（鄂南、鄂東、皖西），可以把它當作無關重要的偏師嗎？不，絕對不能夠的。對於國民黨這個進攻有絲毫的忽視與輕敵將造成極大的罪惡！」

驕縱輕狂的張國燾將中央的警告置諸腦後，一意孤行，下令部隊向武漢方向進擊，要求進行「不停頓的進攻。」

向來冷靜的蔡申熙地察覺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險。他經過反覆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應該預覓退路的問題。

「預覓退路？」張國燾沒有反應過來，愕然問道：「申熙同志，我沒有聽錯吧？你是說我們要找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