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一步生,後退一步死(2)
紀南已經退休———退離了工作崗位,同時也被文壇退離,現在他找一個發表文章的地方都很難了。金超感念他曾經給他提供巨大的支持和幫助,遇到組織什麼學術活動,總是邀請紀南參加。
紀小佩還和父母親住在一起。時間是醫治一切精神創傷的良藥。離婚給金超和紀小佩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正在癒合,金超到紀南這裡來,經常會碰到紀小佩,他們已經處得像朋友一樣,有時候還能在一起聊聊天兒。
他們彼此很少說到各自的生活。
就金超來說,兩個人沒離婚的時候他都無法訴說事業上的酸甜苦辣,更何況現在你面對的是已經和你脫離夫妻關係的人呢?但是他很想知道紀小佩的生活狀況,他甚至在心底里渴望聽到紀小佩生活得不好的消息,以此證明被紀小佩看不起的世界觀在生活中的強大力量。還有,或許出於好奇吧,他也很想知道那個給紀小佩寫信的人,是不是如願以償地即將成為紀小佩的第二任丈夫。
紀小佩守口如瓶,她就像上大學的時候那樣內心安寧,在她那裡,生活是一條在開花的原野上舒緩地流淌的河流,金超看不到他期望看到的東西。紀南也從來不說女兒的情況,就像他和金超之間從來沒有紀小佩這個因素一樣。
紀小佩和金超離婚以後,紀南夫婦又一次陷入到由於對女兒教育引導的失敗而深深自責之中。他們甚至認為是他們毀壞了女兒的生活,從而肩負起了更多的責任,下決心要幫助女兒重建生活。老兩口有明確的分工:先於紀南退休在家的母親專門料理紀小佩的生活,為她提供可口的飯菜,為她收拾出一個令人愉快的生活環境,就像十年前做姑娘時回到家裡那樣;紀南則密切關注紀小佩的精神生活,想方設法為她營造一個能夠進行思想交流的空間,頻繁邀請學術界的朋友到家裡來聚會,吸引小佩加入到談話之中,或者鼓勵小佩參加各種學術活動,讓她在她喜歡的領地呼吸新鮮的氣息。這時候紀小佩還沒有把那個給她寫了九十多封信件的人介紹給她的父親母親。那個人還在連篇累牘地寫著既不是情書也不是學術文章的信件,就好像在他心中有一個數字目標一樣。紀小佩在這些信件中了解的東西,比從歷史教科書中了解的東西要多得多。她總是在用她的生命等待著信件,或者是郵寄,或者是在某種場合悄悄遞給她,或者直接送她的宿舍……
紀小佩渡過了最為難過的那段時光,離婚帶來的可怕的精神動蕩就像地磁的擾動一樣,不久就歸於平息,她的生活漸漸回復到了正常狀態。在這些人中間,她又找到了感興趣的話題。歷史,從談話中、信件中了解的歷史,以它特有的方式說明著她所無法了解的世界,她在過去中為未知的生活找到了解釋,她不再茫然,她好像突然來到了一個清朗之地,她像小孩子一樣跳著唱著……她感謝父親和母親,感謝所有出現在她生活中的人。
父親退休前後,紀小佩的生活走上了正軌,紀南也就放下心來了。雖然父親對她說過,生活多麼崇高他就有多麼崇高,生活多麼卑鄙他就有多麼卑鄙,但是在她看來,父親不像他說的那樣崇高,也不像他說的那樣卑鄙,他只是一個想讓他的妻子女兒生活得好一些的老人。他的學術活動以至於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以此為最終目的。你可以說他不是一個好的學者,但是你無法否認他是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
父親說:「小佩,如果你選擇了一生研究學問,我覺得,你還應當開闊一下視野……」
父親第一次這樣說的時候,她沒有在意;第二次這樣說的時候,她回答說:「你不認為我讀研究生是在開闊視野嗎?」父親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第三次這樣說的時候,父親直截了當告訴她:「你應當到國外去,國外有比國內更好的研究歷史的條件。」
這個時候,紀小佩對父親的話已經沒有理解上的距離,就好像這是一個在他們中間經常在談論的話題,嚴肅認真地探討了達到那裡的可能的路徑,確定了行進的方向。
經過一年的艱苦努力———這不僅僅是紀小佩一個人的努力,而是全家的努力,紀小佩研究生畢業時如願考入了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並且獲得了全額獎學金。更為重要的是,和她一同赴美國深造的還有那個一直給她寫信的人———周肇基。
我們已經知道,周肇基最初寫的信件已經被暴怒的金超撕碎了,儘管這樣,紀小佩的信件編號也已經到了39號。
最近兩年,周肇基的研究方向發生了很大改變,他已經從純學術領域轉變到了對中國當代社會狀況的研究與思考上來,並且獲得了許多有名望的學者的欣賞和鼓勵,他的幾篇論文在國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寫給紀小佩的第39號信件中,周肇基比他公開發表的論文更直接地闡述了他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狀況的思考。他對紀小佩說,拉美國家與歐美國家最大的區別在於:歐美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實現了全社會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卻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貧困化。他說,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已逼近一個臨界點,走過這個臨界點就是今天的歐美國家,走不過這個臨界點就是今天的拉美國家。在臨界點前的一段時間,工業效益一般會有一個較大的提高。產業內部結構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產品結構鏈順利銜接、供求關係低成本化、技術和工藝逐漸提高,導致了效益增加。表現到微觀經濟中就是企業為了追求效率逐漸地剝離人員,導致大量的失業人口產生。而失業率的增加是貧富差距的直接原因,這就是資本內涵式增長造成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根源。經濟的發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擠出了經濟發展受益者的行列。歐洲各國跨過這個臨界點時並沒有表現出像羅斯福新政這樣明顯的形式,但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幫助歐洲各國以漸進的方式跨過了這個關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維護勞工權益、增加社會保障和福利等。在這個問題面前純粹的經濟學手段往往是無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來表達社會公平,所以說,這個問題最終是一個政治問題。周肇基痛心疾首地說,今天中國的情況與拉美很相近,這是中國經濟進入臨界點的信號。如果再有一次大的通貨膨脹,將下層人民推進赤貧境況,後果當然會十分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