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歌唱(1)

這一年北京的春天彷彿來得比往年早，剛進入四月，天氣就開始轉暖，和煦的春風彷彿一晝夜之間就改變了北京灰暗的顏色，道路兩旁的樹木都長出了嫩芽，公園裡的草地正在由深綠變為翠綠，顯現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夠感覺到的濃濃的春意。黑白相間的喜鵲高高地站立樹木在最高的枝頭，喳喳喳地叫著，好像十分驚訝大自然的奇妙變化。人們身上的衣服也漸漸瘦了，晨練的老年人乾脆脫掉了身上的毛衣，只穿一件運動衫有招有式地打著太極拳。過於急切的姑娘已經穿上了短裙，為了漂亮寧願忍受春寒，瀟洒地在大街上展示她們修長美麗的大腿。商店裡忙不迭地把夏季商品擺上櫃檯。

這一年春天，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輕人也和活躍的大學生一樣，跳跳躍躍的想做些什麼事情，白色小樓失去了往日的安寧，有時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出去幹什麼？到中國文化大學看熱鬧去了。

中國文化大學現在已經有了一點「文化大革命」時的樣子，各種各樣的講壇，花花綠綠的大字標語，把平靜的校園弄得像開鍋一樣。沒完沒了的喧嚷，沒完沒了的辯論，使本來平靜的生活多了一層鼓盪人心的色彩和氛圍。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輕人本來就離開學校沒有多久，這種無所顧忌、熱熱鬧鬧廣場式的生活吸引著他們。那些年齡大一些的人，則鑽單位這一段時間管理鬆懈的空子，趁機到附近超市買些吃用的東西，打車溜回家去了，有的則攥住公家的電話，和遠在上海、廣州的同學親友通報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和個人的信息。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國文化大學去的年輕人———正如後來吳運韜向Z部副部長廖濟舟指出的那樣———之所以敢於破壞正常的工作秩序，參與不該參與的活動，都是因為受到了杜一鳴的影響。

吳運韜說的是事實。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鳴是Z部常務副部長梁崢嶸一年前親自從從東北某大學挖過來的，當時梁崢嶸的初衷是想提高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體素質，改變人才結構，而要改變人才結構，首先要改變領導班子的人員構成。他對杜一鳴抱著厚望。梁崢嶸對杜一鳴的評價是：「不可多得。」但是實際上樑崢嶸對杜一鳴也並沒有多麼深刻的了解。

杜一鳴的家鄉在東北松花江上，父親和母親都是小學教員。杜一鳴上中學的時候，全家人中煤氣，父親和母親都死了，惟獨他活了下來，他就在叔父的周濟下繼續上學。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視學習的機會，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很順利地考上了大學。在大學，儘管趕上「文化大革命」，他仍然讀了很多書，讀很多書的人往往容易沉湎於某種幻想，因此，他在這時候就下決心要當一個作家，企圖用小說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鳴到北京讀文藝理論研究生的時候還在寫小說，但是成就一直不大，發表過幾篇作品，沒有產生什麼社會影響，因此，很多人並不知道他還是一個作家。這使得他對自己能否吃創作這碗飯產生了懷疑。

研究生最後一年，他毅然放棄小說創作，專門研究文藝理論，他在這個領域發現了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遂決定告別小說創作。當然，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也有社會原因———當時，社會已經發展到繞來繞去要在小說中表達的東西，有了被直接表達的可能，一些諱莫如深的話題能夠公開討論了。

研究生畢業，杜一鳴回到東北某大學教授文藝理論課程。這時候，他思考和探索的問題遠遠超出文藝理論的範疇，直接參与到了思想界種種討論和爭執之中。他發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論文章，獲得了學術界高度讚揚，很多人是因為這些文章才記住杜一鳴這個名字的。杜一鳴被梁崢嶸調到北京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寫過小說了。

北京給杜一鳴進行學術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杜一鳴談論的問題往往涉及社會狀況，涉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態，也就是說，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杜一鳴在幾家新銳雜誌、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影響，在年輕人當中引起強烈共鳴。他曾經被幾所大學邀請做學術演講。思想界把他歸結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雖然他不接受這樣的頭銜，但他正是因此而聞名。

如果僅僅寫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還不至於出多麼大的事情，當時，社會已經有了進行這種探索的條件。問題在於這個不知輕重的人不僅僅寫了幾篇文章，他還利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為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出版了不應當出版的書籍；更讓人咋舌的是，他竟然還為其中一人的報告文學集寫了長長一篇序言，序言表達的東西比那位報告文學作家描寫現實的作品對社會和公眾更加有害，有關部門出面查禁了那本書。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在意識形態部門做副局長，這位不苟言笑的官員在通氣會上點名嚴厲批評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沒有做其他處理———按照慣例，出現如此嚴重的事情，這個單位的領導班子是要做調整的。因為這層關係，沈然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作為出版單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識形態主管部門打交道，難免會出版一兩本上面認為有問題的書籍，通過沈然求救謝東方，謝東方總是能夠給以適當開脫，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關領導對謝東方感激有加，對沈然也很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