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聞(4)

伊渡：只要牽涉到飯碗問題，大家就老實了。如果社會資源真正屬於市場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果飯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裡，大家的腰杆子會硬得多。現在有的官員埋怨老百姓越來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很多人的飯碗官方管不著了。

王躍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時候也是經不起拷問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氣，就是巴爾扎克《高老頭》裡面寫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氣。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會，只是因為他不能像上流社會一樣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裡有人做官掌權，他們看待官場**的態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幹部也是如此，他們自己沒發達的時候，嫉惡如仇，正義凜然；一旦自己時來運轉，手握大權了，嘴臉就變了。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人一闊，臉就變。

伊渡：這種人哪裡都有，並不只是在官場，好像中國不管哪個角落都充斥著官場氣息。學校校長、企業經理、醫院院長都把自己的職位當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躍文：有人指責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場。說實話，我自己也有些煩了。可是，不良的官場文化的陰影籠罩著整個社會，我做不到視而不見。有個笑話，說「文化革命」期間，兩個挨整的知識分子被派去勞動，他們出門幾步，突然回頭問管教幹部：我們兩個人哪個負責？我想這絕對不是誇張，官場意識真有如此根深蒂固。

官場文化你可以有種種定義，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有權力，我要管你！至於我還要謀取特權，我還要貪污**，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東西。

有些官員說現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們頭痛的就是老百姓動不動就集體上訪。不論哪級政府門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訪的群眾，只是人數或多或少。政府在群眾上訪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圓其說。一方面，人民信訪制度被說成是黨和政府聯繫人民群眾的橋樑，一方面又嚴令各級政府勸說群眾不得上訪，特別是不允許發生大規模集體上訪。人民信訪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老百姓反映情況、伸張正義、洗雪冤情的渠道。現在老百姓仍然沿用這個渠道，只能說明法制路徑照樣不暢通。不管是哪個路徑，民意總得有個氣孔表達出來。一味地堵，只會造成更大的麻煩。如果把老百姓表達民意的舉動看成是不好管了，顯然是沒有道理的。其實這些都是常識，並不值得我們在這裡討論。可是，有些官員往往無視起碼的常識。

伊渡：我從政府門口經過，常常看到上訪的群眾。不知道他們的請願都能否如願以償。

王躍文：我說件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我把它戲稱為「機場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時候，我從成都坐飛機去蘭州，晚上八點多的飛機，結果延誤到了深夜兩點多。等待過程中，乘客們越來越激憤，要向民航方面索賠。機場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後來推說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機場沒有關係。乘客當中有兩位是某電視台的記者，扛著攝像機錄像，說要報道這件事情。

機場方面怕媒體曝光，態度馬上緩和起來，但沒有任何實質性答覆。乘客對機場值班的說，你如果沒有權力解決問題，就馬上向上頭請示！值班的說，現在這麼晚了，領導都睡覺了。乘客們聽了這話，可氣壞了，說我們這麼多人深更半夜被滯留在機場，你居然說領導睡了就不敢打電話了！

那兩位電視台的記者最積極，充當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們高聲囑咐乘客們，一定要索賠！這時，機場值班人員答應寫張條子，說乘客在蘭州下飛機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賠。乘客們拿著機場出具的條子一看，都說這個沒用，只是證明誤機多少時間，並沒有承諾賠償。大家更憤怒了，指責機場在愚弄乘客。

爭論了個把小時，飛機到了。機場廣播，請大家登機。兩位記者呼籲大家不要登機。這時，有個乘客出來說話，說他剛坐過某航空公司的飛機，也是延誤時間了，機場出了證明，大家一下飛機，每人領了三百塊錢的賠償金。這個人說著，還拿出個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樣的信封，說裡面三百塊錢，他都還沒動過。

記者告誡大家不要上當，上了飛機就說不起話了。你在飛機上亂說亂動，人家可以用妨礙公共安全的罪名把你抓起來！

時間已經很晚了，乘客們開始分化，有的堅持，有的動搖，有的觀望，有的妥協。這時，我突然發現剛才嗓門最大的兩位記者不見了。

沒過多久，兩位記者不知從哪裡又冒出來了。他倆提上箱包說，我們上去再說！

有人提出登機，乘客們馬上垂頭喪氣，紛紛罵罵咧咧地登機了。

登上飛機，沒人再提索賠的事。這時，有人從座位口袋裡翻出張報紙，上面正好有這家航空公司因延誤起飛時間同乘客爭執的報道。那是幾天前的事情。有乘客議論這件事，想再次引起大家的共鳴。但是再沒有什麼響應。

我回頭看看坐在我左邊後排的兩位記者，他們正把太陽帽罩在臉上打瞌睡。我懷疑這兩位記者被機場收買了，而在機場證明航空公司肯定會賠償的那個人說不定就是假冒乘客的托兒。收買兩個頭人只需一兩千塊錢就夠了，不然真像那個托兒說的就要賠償十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