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聞(9)

伊渡：只要是人治社會，法律在書面上寫得再如何堂而皇之，都是不濟事的。皇帝們在位時間越長，就會越來越昏庸。漢武、康熙、乾隆等御位時間長的皇帝，概莫能外。

王躍文：我很欣賞丘吉爾的一個觀點，那就是拋棄偉人。二戰勝利后，丘吉爾作為偉大的二戰英雄，馬上被英國選民拋棄了。丘吉爾是否達觀地接受了民意的選擇，我們無從知道。可是丘吉爾借評價當時法國前總理克列孟梭被法國人拋棄的事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一個強大民族的標誌。如果我們贊同丘吉爾的看法，中華民族的問題就大了。很多現代中國人仍然奴性十足，他們之所以崇拜漢武大帝、康熙大帝、乾隆大帝，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幾位皇帝在位時間都很長。偉人戀棧，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中國民眾卻很樂意縱容他們！

伊渡：官場**至今仍是個國際性毒瘤，它影響社會公正、阻礙社會進步、毒化社會風氣、最壞的結果是導致社會動亂。可是，縱觀世界，似乎亞洲國家的**更為嚴重。

王躍文：也許我們應從亞洲傳統和文化方面尋找原因。我不具備這方面的學養，沒能力討論這個問題。我只是隱約覺得，亞洲在宗教方面有缺陷，而我們中國根本上講就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這必然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聖經》里有個故事經常被人引用：有位婦人犯通姦罪，依照摩西的法律當亂石砸死。法利賽人把這樁公案交給耶酥裁決。耶酥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砸她。人們聽了這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都離去了。結果，沒有一個人敢把手中的石頭砸向這位婦人。好在耶酥時代交通不太便利，中國人還沒法遠遊西域。不然，《聖經》里關於罪惡的這條教義將是另外一番模樣：個別人是沒有罪的。

伊渡：我們中國的傳統觀念，不僅是個別人沒有罪，而且是所有人都沒有罪。所謂「人之初，性本善。」

王躍文：教義變了，整個教化就不同了。所有人都沒有罪，人人便都厚著臉皮過活；個別人沒有罪，便誰都想充當無罪的「個別人」。要證明自己沒罪，最直接的辦法是誣陷別人有罪，攻訐便成平常之事。人既然分有罪和無罪兩種，仇恨就是天然的了，爭鬥便亦無可厚非。如此如此，天下便愈發罪孽深重。最終有一個人會讓天下人相信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所以自古皇帝加尊號，可以用上十幾個最好的詞藻，不嫌累贅和拗口。這種教化之下，普通百姓無自我檢討之心，九五至尊以自我神化為樂。

伊渡：中國人缺乏懺悔意識，根源就在於沒有良好的宗教支持。

王躍文：我毫無詆毀同胞的意思，只是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太多難堪的例證。在中國，大凡全民族的靈魂面臨嚴峻考驗的時候，人性的醜陋、兇惡和殘忍便洪水猛獸般集體爆發。往遠了不說，單是「文革」十年，我們腳下這塊土地上演出過多少告密、陷害、殘殺的醜劇！只要有人政治上倒霉了，旁人最人道的做法是同他劃清界限，很多人還會添油加醋揭發出新的罪證。有的人僅僅為了表現自己的清白、進步和革命，就不惜無中生有置人於死地。同樣一塊石頭，在《聖經》里是檢驗人皆有罪的試金石，在中國卻進入了一個很不光彩的成語：落井下石。

一塊石頭，為何被基督徒丟在了地上，中國人卻拿它砸向落井受難的人？其中必有宗教、文化和傳統諸多原因。但從中國人本能的生存智慧上看，劣根性似乎是先天的。譬如放屁一事，寫成白紙黑字雖是不雅，卻從中可以照見中國人的天性。中國小孩子在一起玩兒，忽然聞見屁臭，都會掩住鼻子，環顧左右。他們掩住鼻子，與其說是怕臭，勿庸說是表示這屁不是自己放的。而放屁者往往最先作掩鼻皺眉狀。可見，中國人從小便知道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哪怕他就是放屁的人。這些從小放屁不認賬的人，長大就成了有了罪也無悔意的人。

伊渡：我感覺你說的中國人生存智慧也好，劣根性也好，深層原因也許是因為宗教信仰先天不足。

王躍文：也許是吧。有罪者非但不自覺有罪，而且在諄諄勸誡別人不要犯罪、義正辭嚴地斥責別人犯罪、鐵面無私地懲治別人犯罪。只不過諄諄勸誡是言不由衷，義正辭嚴是裝腔作勢，鐵面無私恰恰因為鐵面有私。所謂賊喊捉賊，西方有無很貼切的對譯詞？擬或是我邦獨有之國粹？我不知道。我們經常看到的情況是貪官們在倒台之前，裝腔作勢，人模狗樣，頗具道德優越感。

法利賽人想陷害耶穌，故意把犯了通姦罪的婦人交給他來處理，企圖抓住可以控告他的把柄。因為上帝是不寬恕**的，耶酥面臨的就是兩難選擇：他既不能縱容通姦婦人的不貞，又不能違背上帝的仁慈而殺人。所謂最大的人道，就是不要把人性推向必須接受考驗的懸崖。法利賽人的行為就是最不人道的，他的陰謀讓耶穌在內的所有人的人性都面臨考驗。推而論之，凡是容易為人性之惡從魔瓶里爬出來提供機會的社會，無論暴政庸政，都是不人道的。

伊渡：大致可以這樣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多有著良好的法制傳統。《聖經》是上帝之法，法律是人間之法。人神共管，靈與肉都有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