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念落地

咖啡館在一條熱鬧大街的岔路口，有一個玻璃門棚。玻璃門棚中的座位最搶手，因為在那裡抬頭可見藍天高樓，低頭可見熱鬧街景。今天玻璃門棚正在修理，中間放著架梯，有兩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因此，只得側身穿過，進入裡屋。

裡屋人頭濟濟，濃香陣陣，多數人獨個兒邊看報紙邊喝咖啡，少數人在交談，聲音放得很輕。因此，坐了那麼多人，不覺得鬧心。

進門左首有一個彎轉的小樓梯，可上二樓。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在二樓，因此走樓梯。樓梯沿壁貼著一些畫，看了便心中嘀咕：貼了多久了？他們有沒有看過？

上樓，見一間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著八位客人。問侍者，弄清了他們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著，便驚喜坐下，接過單子點咖啡。咖啡很快上來，移杯近鼻，滿意一笑，然後舉目四顧，靜靜打量。

窗外樹葉陽光，從未改變。室內沙發幾桌，也是原樣。突然後悔，剛才點咖啡時忘了先問侍者，他們常點哪一種，然後跟著點，與他們同享一種香味。

我說的「他們」，是薩特和波娃。

這家咖啡館，就是德弗羅朗咖啡館（CafeDeFlore），一切薩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來索解一個懸念。

早就知道薩特、波娃常在這家咖啡館活動。原以為是約一些朋友聚會和討論，後來知道，他們也在這裡寫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館寫出來的。

既然是薩特寫作的地方，咖啡館里一定有一個比較安靜的單間吧？但是法國朋友說，沒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這就讓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來人往，很不安靜，能寫作嗎？薩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認識他，坐在這樣的公共場所，能不打招呼嗎？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嗎？總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來名著嗎？

另外，一個連帶的問題是，即使在咖啡館里可以不受干擾，總比不上家裡吧？家裡有更多的空間和圖書資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寫作嗎？像薩特這樣的一代學者、作家，居住環境優裕舒適，為什麼每天都要擠到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上來呢？

這麼多問號的終點，就是這個座位。在法國，這樣一家出了名的店鋪就基本不會再去改建了，總是努力保持原樣，保持它昔日的氣氛，這為我的尋找帶來了便利。

這時，其他幾個夥伴也趕到了，他們帶來了攝像設備，準備好好地拍攝一下這個「薩特工作室」。導演劉璐、節目主持人溫迪雅也來了，決定請溫迪雅對我做一個採訪性的談話節目，這兒成了採訪現場。

拍攝談話節目需要有兩台攝像機，當然也就要有兩名攝像師，又要有人布光、錄音，算起來一共要擠上來七八個人。本來房間就小，已經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氣氛大變。這倒罷了，問題是，這七八個夥伴要找電源插頭、拉電線、打強光燈、移桌子、推鏡頭、下命令、做手勢……簡直是亂成一團。當然，還要溫迪雅在鏡頭前介紹這個現場，還有我關於薩特的談話。

我想，今天這個房間算是徹底被我們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們而來的客人，他們無異突然遭災，只能換地方。臨時找不到一個懂法語的人向他們說明情況，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們致歉。

但是，讓我吃驚的情景出現了——

居然，他們沒有一個在注意我們，連眼角也沒有掃一下。空間那麼狹小，距離那麼接近，但對他們而言，我們好像是隱身人，對我們而言，他們倒成了隱身人，兩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這些不受干擾的人。

從樓梯口數起，第一個桌子是兩個中年男子，他們一直在討論一份設計圖，一個坐著，一個站著，在圖紙上指指點點。過了一會兒換過來了，站著的坐下了，坐著的站了起來，又彎腰在圖紙上修改；

往裡走，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書，桌上還放著一本，打開著。她看看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斷輪替，也顯得十分忙碌；

再往裡就是我們對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導演，一位是編劇，一位是設計，桌上放著劇本、設計圖和一疊照片。導演絡腮鬍子，是談話的中心，有點像印第安人。他們似乎陷入了一種苦惱，還沒有想出好辦法；

轉彎，還有幾個座位，那裡有一對年紀較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寫著什麼。先是男的寫，女的微笑著在對面看，看著看著走到了男的背後，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講了什麼話，男的便站起來，讓她坐下，請她寫。她握筆凝思，就在這一刻，她似乎發現了我們，略有驚訝，看了一眼，便低頭去寫了。

重數一遍，不錯，一共八人，不僅絲毫沒受到我們干擾，甚至我們要干擾也干擾不進。他們的神態是，異香巨臭，無所聞也，山崩河溢，無所見也。但他們不聾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給他們加咖啡，總是立即敏感，謝得及時。

這種情景，我們太不熟悉。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裡，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們時刻準備著老友拍肩，鄰座寒暄；我們時刻準備著躲開注意，避過目光；我們甚至，準備著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態。因此，我們完全無法想象，別人對於拍攝現場如此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開始有點明白。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於對個體自立的懷疑，來自於對環境安全的低估。

街邊路頭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今天就把我們自己也深刻在一種對比中了。

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每個氣場都是內向、自足的，因此就築成了一圈圈的「牆」——這個比喻薩特用過，但含義有所不同。我們七八個人進來忙忙碌碌，其實也只是增加了一個氣場而已。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

尊重別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干擾性，因此不加註意；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

問題是，既然在咖啡館自築氣場之牆，為什麼不利用家裡的自然之牆呢？

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他們並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城市神韻的享受。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干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跡無形又有跡有形，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背景。

這裡就出現了一種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種生態悖論又讓我聯想到另一種與之完全相反的悖論。中國文人歷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一趨同。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隱索微、如數家珍。

至此，薩特和波娃經常來這裡的理由已經明白。他們坐在這裡時的神態和心情，與這八位客人如出一轍。於是，我懸念落地。

站起身來去上了一回廁所。廁所極小，只能容一個便器，牆上有一些塗畫，我想薩特曾無數遍地辨認過。

從廁所出來，我便對著鏡頭開始講述：「今天這兒除了我們，還有八位客人，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工作狀態……」

有人提醒：「薩特！薩特！」

我說，我就是在講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