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人口

第三節人口

版籍之法，唐代為詳。《舊書·職官志·戶部》云：每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通鑒》：開元十六年（728），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省，戶部總而領焉。戶籍在府、州、縣屬戶曹、司戶，見《新書·百官志》。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縣之籍，恆留五日，當作十五日。《食貨志》云：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省籍留九日。籍必歲上。《新書·百官志》：職方，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食貨志》云：天寶三年（744），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巡幸，省載運之費焉。可見是時為政者，於戶籍必時加檢閱也。定籍之意，實重賦役，而計生齒轉居其次，故戶必定其等第。定等之法，頗病煩苛。《食貨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敕定戶口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住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人貨財數。可見其概。職是故，人民恆思流移，而域民之法，遂不得不嚴。《職官志》：凡戶之兩貫者，先從邊州為定，次從關內，次從軍、府、州。若俱者，各從其先貫焉。樂住之制，居狹鄉者聽其從寬，居遠道者聽其從便，居輕役之地者，聽其從重。《戶部》。其法可謂頗密。

《李抱玉傳》：抱玉於代宗時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新書·李晟傳》：以臨洮未復，臨洮郡，即洮州。晟，洮州臨潭人。請附貫萬年。詔可。徙貫至煩敕許，雖晟等大臣，事體與編氓有異，亦可見其法之嚴。《舊書·方技傳》：崔善為，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為上表，稱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乃止。則法之所許，亦有時而靳之矣。自狹鄉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則並為法之所求。然《新書·李棲筠傳》言：棲筠為浙西觀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奸謀，詔可，則奸民雖徙戶殷之處，仍自有其規避賦役之方矣。規避賦役，不外宦、學、釋、老及色役，而詐稱客戶者尤多。《舊書·楊炎傳》：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盪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戶籍清厘，事甚不易。《蘇瑰傳》言：武后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

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日止，使柅奸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可見州縣造籍，久成虛文。《李遜傳》：子方玄，為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雲。守令能如此者，蓋百不得一矣。」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然《舊書·楊炎傳》言：開元中不為版籍，人戶寢溢，堤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田畝換易非舊額，貧富升降非舊第，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與武后吋州縣不閱實，而必別遣十道使者，其事正同。兩稅法之精意，亦不過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十八字而已。然《新書·食貨志》，載貞元時陸贄上疏，言今徭賦輕重相百，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眾。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舊書·宣宗紀》：會昌六年（846），五月五日赦書：觀察、刺史交代之時，冊書所交戶口，如能增添至千戶，即與超遷，如逃亡至七百戶，罷后三年內不得任使。夫貴戶口增加，則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

則民之流猶如故也。職是故，著籍之民，與生齒之數，乃大相懸殊。《舊書·職官志》：四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已上為中州，不滿為下州，六千戶已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舊五代史·漢隱帝紀》：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縣令、錄、佐官，請據戶籍多少，量定俸戶。縣三千戶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戶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戶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又《周太祖紀》：廣順三年十一月，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為望縣，二千戶已上為緊縣，一千戶已上為上縣，五百戶已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以吾儕耳目之所聽睹，縣有不滿五百戶，其上焉亦僅餘六千者乎？《唐明宗紀》：長興元年九月，階州刺史王弘贄上言：一州主客，才及千戶，並無縣局。臣今檢括，得新舊主客，已及三千。欲依舊額，立將利、福津二縣，請置令佐。從之。括得之戶，再倍於本，可見漏籍者之多。《王正言傳》：孔謙謂郭崇韜：「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五代人戶，見於史者，僅周顯德六年（959），其數為二百三十萬。詳見下。若以六州生齒實數，與舉國著籍之數較之，恐尚不啻及半而已。契丹之去相州，大肆屠戮，其後王繼弘鎮相州，於城中得髑髏十餘萬，見第十三章第四節。趙思綰之叛，入城時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余萬人，見《舊五代史》本傳。此皆以一城言，豈有一州戶止數萬者邪？

漏籍之戶，遂可不出賦役乎？是又不然。《新唐書·李傑傳》：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盪，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防檢亡匿，復業者十七八。莫或為之區處，則亦為豪力所隸屬而已。小民固不能漏籍也。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秦州奏州界三縣之外，別有一十一鎮，人戶系鎮將征科，欲隨其便宜，復置隴城、天水二縣，從之。《周太祖紀》：廣順二年三月，詔西京庄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巡系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人民不屬州縣，亦為戶口減少之一端，然此等為數當不甚多，不足計也。《新書·李吉甫傳》：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於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憲宗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足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為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製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戶，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所謂編戶，即隸版籍者，官戶則罪隸，屬司農者也，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義陽、義章二主，皆德宗女。永昌，憲宗女。

戶籍之法，昔人視之甚重。故分疆、制祿，必視戶口之多少以為衡。削平僭偽，收復失地，暨平定四夷，若夷落內附者，必皆列其生齒之數，雖羈縻州，亦多有版。《舊書·李傳》：李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啟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此削平僭偽者，必以得其戶籍為重也。張義潮之來歸也，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戶口來獻，見《舊書·本紀》，此收復失地者，必先得其戶籍乜。《王彥威傳》：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此久隔王化之地，一朝收復，必以釐正戶籍為急務也。高昌之下，高麗、百濟之平，史皆詳列其郡縣戶口之數，見《舊書·四夷傳》。又《太宗紀》：貞觀三年（629），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六年（632），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此平定四夷，若四夷內附，或中國開闢其地為郡縣者，亦必詳其戶籍也。《新書·地理志》，於羈縻党項府、州，分別其有版、無版，則雖號羈縻，亦以有版為常，無版為變矣。凡治皆以為民，於理固當如是。然版籍迄難得實，而其失實之由，又莫不由於朘削，則政事之非以養民，而實乃朘民以生也舊矣！可勝慨哉？

隋、唐兩朝戶口之數見於史者：《隋書·地理志》言：隋世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新、舊唐志》俱同。隋高祖時戶口增加情形，見第二章第一節，煬帝時情形，見第二節。《舊書·馬周傳》：貞觀六年（632）上疏言：今百姓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則戶僅九十萬，口僅四百六十萬餘耳。《高宗紀》：永徽三年（652），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稱：「進戶總一十五萬。」又問曰：「隋日有幾戶？今見有幾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即今見有戶三百八十萬。」較貞觀之初，所增餘四倍矣。《舊書》此文，系年明白，《新書·食貨志》云：高宗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恐誤。《蘇瑰傳》：瑰於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再遷戶部尚書。奏計賬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玄宗紀》：開元十四年五月，戶部進計賬，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又二十年，戶部計，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740），戶部計賬，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此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新志》同，而刪羈縻州郡不在此數句，亦見其疏也。是時戶口歲增，《舊書·職官志·戶部》，凡天下之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五十一，當在二十年（732）之後，二十八年（740）之前。又《本紀》：天寶元年（742），戶部進計賬，今年管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又十三載，戶部計今年見管州縣戶口，管郡總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萬六千五百四不課，五百三十萬一千四十四課。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不課，七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課。見於史者，此為唐極盛之數矣。《代宗紀》：廣德二年（764），戶部計賬，管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所減逾三之二。然《新書·劉晏傳》，謂晏既被誣，舊吏推明其功，以為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后殘於大兵，飢疫相承，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則所增已及其半矣。《新書·食貨志》：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又《杜佑傳》：佑於建中初上議省官，言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才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按比所得，不應倍於舊數而猶有餘，百三十萬，蓋據安、史亂后最少之數言之，非即時之事也。《舊書·憲宗紀》：元和二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地理志》：永泰之後，河朔、隴西，淪於寇盜，元和掌計之臣，嘗為版籍，二方不進戶口，莫可詳知。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然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發科斂，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811），中書、門下奏請省官，言自天寶已后，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使者，八十餘萬；其餘浮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則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輩。其說可以互相發明。《穆宗紀》：元和十五年（820）計戶賬，定，疑奪一守。鹽夏、劍南東西川、嶺南、黔中、邕管、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戶賬。長慶元年（821），天下戶計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元不進戶口軍州，不在此內。《文宗紀》：開成二年（837），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供軍圖略》。《序》言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亦見《彥威傳》。則長慶末年戶數，較之初年，增及百萬矣。四年（839），戶部計見管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較長慶末，又增百六十餘萬。《新書·食貨志》載元和、長慶戶數及養兵之數，與《舊紀》元和二年（807）開成元年（836）同。又云：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為《舊書》所無。《十七史商榷》云：以《新書》所載乾元末戶數，校天寶元年（742）戶數，應減七百四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口數應減三千二百八十一萬四百十四。以校十三載戶數，則應減七百六十八萬九千一百三十。口數應減三千五百八十九萬一千二十。然則《新志》所核算天寶戶口之數，既非元年，又非十三載，不知其所據者為何年之籍矣。就《新志》所言，天寶戶口數，當有七百九十一萬二千七百八戶，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九口。戶減於開元二十八年（740），而口則反增。《舊紀》廣德二年（764）戶部計賬數，與《新志》乾元末相近。長慶元年（821）戶口，戶較《新志》所載乾元之數，所增頗多，而口則反減雲。案歷代版籍，所存既僅，其登降之故，自非後世所能詳，唐中葉后，州郡申報與否，又時有變易，其故自更不易推求也。《舊五代史·李琪傳》：琪同光三年（925）上疏，言唐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與唐代史家所記，戶數大相懸殊，縱有差池，不應至是。然上雲堯時戶一千三百餘萬，而下雲比之堯舜，又極增加，則一千二字非衍文。蓋琪之誤記也。五代戶口之數，史無所傳。惟《舊史·食貨志》載周顯德五年十月，命在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六年（959）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