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園記

奭良著《野棠軒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則云：「陸放翁為《南園記》《閱古泉記》，皆寓策勵之意，今之人使為達官作文，不能爾也。韓敗，台評及於放翁，不過以媚彌遠耳，亦何足道，而後人往往譏之，雖曲園先生亦為是言（見《茶香室四鈔》）。先生至為和平，持論向為公允，此蓋涉筆及之，袁子才獨不爾，信通人也。」前見陳作霖著《養和軒隨筆》，有雲，「大抵苛刻之論皆自講學家始，而於文人為尤甚，如斥陸放翁作《南園記》，亦其類也。」當時甚服其有見識，今奭氏所言則又有進，講學家好為苛論，尚只是天資刻薄而已，若媚權臣，豈不更下數等耶。士大夫罵秦檜而又惡韓侂胄，已反覆得出奇矣，數百年之後還鑽彌遠，益不知是何意思，憩叟揭而出之，誠不愧為通人，或當更出隨園之右也。古人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為讀史的正塗。向來文人不能這樣作，卻喜歡妄下雌黃，說千百年前人的好壞，我想這怕不是書房裡多做史論的緣故么？外國人做文章便不聽說如此牽引史事，譬如英國克林威爾，法國那頗倫，總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壞都有可說的了，卻並不那麼常見，未必是西洋人的記憶力差，殆因未曾學做策論之故吧。無論看那一部史書，不要視為文料或課題，卻當作自家的事看去，這其中便可以見到好些處，令人悚然，是即所謂殷鑒，爾時雖不能懼思，也總無暇寫厚於責人的史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