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風骨今猶在——《天津日報·北方周末》記者張星專訪

※巴金風骨今猶在

——《天津日報·北方周末》記者張星專訪

走入巴金心靈的人

一開始，我不知應該用怎樣的目光打量他。因為他不僅僅是文學泰斗巴金的侄子，《我的四爸巴金》的作者，他還是四川省文聯主席，一位從十七歲就參加革命並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老幹部。

那天清晨，當我比約好的九點鐘提前了一刻鐘按響他家門鈴時，立刻受到了熱情的回應。當我所乘的電梯上升到這棟公寓的頂層，電梯門打開的時候，我看到，李先生已經身穿西服一身整齊地迎在電梯門口了。他個子不高，滿頭銀髮，和藹親切的目光中很有幾分巴金的風貌。

他與我的交談非常真誠。有問必答，有答必真。我沒有給他限定訪談的具體題目，而是從他記憶中感受最深的片斷談起，自然而然地進入到巴金的心靈世界和對他一生的影響之中……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於成都北門鎣華寺街的家，當時只有十二歲的李致就和他稱之為四爸的巴金同睡在一張大床上。那時候李致見有許多青年學生都來找巴金在自己的紀念冊上題詞，便也模仿著做了一本「紀念冊」請四爸題詞，巴金並沒有對年幼的侄子應付了事，而是非常認真地用毛筆給他寫下了：「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四句話，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響一生的烙印。

《天津日報·北方周末》報道

巴金曾說：「人為什麼需要文學？需要它來掃除我們心靈中的垃圾，需要它給我們帶來希望，帶來勇氣，帶來力量。」巴金一貫主張講真話，為此他不斷剖析自己。他說：「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我講的只是我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在巴金晚年的力作《隨想錄》中我們不能不被他這種凝結在字裡行間的赤誠所感動。

「十年浩劫」開始的時候，正在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社任總編輯的李致，很快就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了出來，先是靠邊站，繼之進「牛棚」，后被送到幹校「勞動改造」。這期間，他與巴金難通消息，1972年蕭珊媽媽（巴金的妻子）病逝，他得知同樣已被「打倒」的巴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擊，便決定利用回北京探親的機會，在返回河南幹校時借口看眼病繞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那是一次秘密的行程，一次終生難忘的相見！當已是成年人的李致再次和四爸同睡在一張床上的時候，三十年前在成都的情景再次浮現在眼前，分別的時候，正逢大雨，巴金把自己的雨衣穿在侄子身上，他們又一次緊緊握手，互道「保重！」李致淋著雨，流著淚，離開了上海……

往事依稀，雖然年已七十有七，但李致的思緒非常清晰，從他講述著的目光中，我彷彿能看到天國中巴金正在傾聽的神情，他也許會對他的侄子說：「把我的心帶回去吧！」那是巴金九十歲壽辰時，當從成都前來祝壽的友人問他有沒有什麼要帶給家鄉人民時，他說過的一句話。

在回憶四爸巴金時，李致的態度是深情的，也是嚴謹的，他只講述他經歷的細節和片斷，他心中最真實的感受，從不添加任何虛詞。他雖然確定了要與我說普通話，但也會忽然間情不自禁地冒出幾句四川話來。看得出，他雖然是一位從少年時代就參加革命的領導幹部，但他又不是那種純粹意義上的老幹部，他同時又是一個文人，一個出身於那樣一個瀰漫著文學氣息、逃也逃不出的大家庭，並且從少年時代就沉浸在「五四」時期新文藝的絢爛彩池中被熏陶，被浸染，被沉醉……與其說他崇拜四爸輝煌的文學成就，不如說他更擁戴四爸的做人品質！「講真話」「做好人」成了他一生的信念。或許因為年齡，或許因為巴金對其大哥的深情的轉移，這一對叔侄竟相知甚深，那同睡一張床的歲月，偷赴上海探望卻不敢多語的無言時光，那多次的深夜長談，那彌留之際留在彼此手心裡的溫暖與柔軟……

採訪是在一個初秋的上午，李致的家在他那所住宅樓的頂層，他的家人把樓頂修整成一個美麗的空中花園，身處掩映在綠樹與小花之中的樓頂，籠罩在輕柔霧靄中的成都市區盡收眼底，空氣中瀰漫著川中特有的麻辣氣息，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懷舊情緒，遙想當年巴金人生最初的日子，就是在這樣一種空氣中度過，雖然巴金的故居已無了蹤影，但他的精神家園卻因了他的作品和由這些作品延伸出來的電影和音樂，揮之不去地在故鄉蔓延。直到後來我在成都的街巷流連，在四川大學旁一座綠意參天的竹園品茶時，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這種巴金式的憂鬱和堅韌……我和李致的交談，就在他們家空中花園裡一間四面通透的玻璃房中進行，中午時分，陽光開始照耀，不覺間人已出汗了。正好又有客人來訪，於是，我們結束了這次愉快的交談，回到屋內。就在這時，我看到了書桌上那尊巴金的雕像，一瞬間被他吸引，也被他震撼！是啊！原來那無形中指引我前來拜訪的正是他——

在我蒼白孤寂的青春歲月里，曾經有過「很絕望、很悲涼」的日子，背誦著鳴鳳投湖前的那段內心獨白，我把巴金的《家》當成了自己人生的慰藉。如今，面對著這位偉大文學偶像的親屬，我卻沒有了當年閱讀巴金時的那種激情與幻想。人事滄桑，心事滄桑，文學的魅力是想象，而這種想象又遠遠大於真實世界的一覽無餘。青春年華往往也是人生的夢幻時期，所以，青春加上文學，永遠都不是成熟加上現實的對手。而巴金的意義就在於，他不僅寫出了不朽的「激流三部曲」，還寫出了被譽為「世紀良知」的《隨想錄》……

記者：您雖然一直在當領導幹部，但同時又是一個作家，您走上寫作這條路與巴金有關係嗎？

李致：那當然有關係了。我們家是真正的書香門第，我兒子在美國一所大學當終身教授。他收集到了在清朝乾隆時期我們李家祖先的作品，還有我的曾祖父的東西，李氏詩詞四種。

記者：李家幾代人都與文字、文學有解不開的淵源？

李致：我們李家是一個很大的家族，我父親（巴金的大哥，《家》中覺新的原型）特別喜歡新文學。包括巴老看的一些新書報都是我父親買回來先看，然後傳給他的。我的三叔是一個很有名的翻譯家叫李林，抗戰剛勝利的時候就去世了。巴老有一個大弟弟在寧夏，今年大概九十五歲了，解放前後搞過平明出版社，後來支援邊區去了寧夏。我開玩笑地講，在中宣部主編的《出版家列傳》中，我們李家就佔了兩位，一個是他，一個就是我。我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從剛粉碎「四人幫」到80年代初期，川版書是很有名的。我的另外一個小叔叔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審，既能寫書又能翻譯。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是上海《收穫》雜誌實際上的主編（雜誌上標的是第一副主編）。巴老的兒子李小棠筆名李曉，是獲過全國獎的青年作家。我們家搞出版的就有四位，搞寫作的更多幾個。我受「五四」以後的新文學、新文藝包括戲劇、電影的影響很大。抗戰時中國一批最著名的話劇演員都集中在成都和重慶，我受他們的熏陶和感染。十四歲讀初中時，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變成了鉛字，印在了我們學校的校刊上。那時校刊只登老師和校長的文章，一年只選一篇學生寫的，所以我很受鼓舞。

記者：這件事對您的少年時代是一個特別大的鼓勵？

李致：是。我們是教會學校，我們的校刊只在每年校慶時出一刊。之後，我又陸續在成都、重慶的報刊上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那時候年輕，主要是喜歡小說和詩歌。我是十七歲時入的黨，去年剛好是六十年黨齡。我從喜歡新文藝到參加學生運動、加入地下黨，然後做地下工作……

記者：您也經受了這麼多運動和磨難，但您仍然能像巴老一樣堅持說真話，這是非常難得的。最難能可貴的是，「四人幫」揪出來之後，許多人把許多罪行與錯誤都怪到別人身上，很少有人肯檢討自己。但巴老就勇敢地從自己開刀，寫出了《隨想錄》，這在當時的中國來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李致：我在「文革」中挨批鬥是很多的，說我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小爬蟲，我不服啊，我就在會上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萬歲！」他們見我不服就打我，因為拉著我做「噴氣式」，才沒有把我打倒在地……

記者：在這個社會裡生存，完全不講違心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不願意承認，巴金卻勇於承認。這是非常難，也是非常可貴的。

李致：我剛才給你講我自己，我有很多限制詞，我也講過違心的話，講過假話，我特別限制在「文革」期間。比如別人喊「打倒劉鄧」「打倒彭羅陸楊」我也得跟著喊。其實講真話，是做人起碼的一個標準。但是經過「文革」之後，人們卻很難做到這一點了。

記者：是不是因為巴金是您的四爸，您對他更熟悉，更有一種貼近感，從而更喜歡他一些呢？

李致：從我上初中起，我就喜歡魯迅。巴金寫的東西，我最喜歡的是《家》，有人說是寫的我們家，但不完全是。巴老承認有兩個人是真實的，一個是我父親——他的大哥，一個就是曾祖父高老太爺。這也只能說他們的性格是真的。但文學畢竟是虛構的。這是他自己說的，別人對號入座的就多了。比如有人說，巴金是覺慧，巴金說，覺慧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並不完全是他。巴金的另一篇小說《憩園》，寫一個破落的園子裡邊發生的事，園子的舊主人姓楊，類似《家》中的克定，比較接近巴老五叔的形象。但不能簡單化對號。像我的曾祖父，書中的高老太爺，其實還是有一點開明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們家當年有許多照片，清末民國初年的時候，一般人都不願意照相，說是照相機能把人的魂給勾走，但是曾祖父卻照相。又比如他送他的兩個兒子——我的兩個叔祖父到日本去留學。我的父親因為是長房長子長孫留在家裡（他是承重孫）。巴金和他哥哥李林，被送到了外國語專科學校讀書。李林（我的三叔）是燕京大學畢業，然後在你們天津的南開中學教書，周汝昌、黃裳、黃宗江等都是他的學生。

記者：上世紀30年代，巴金曾寫過一篇《做大哥的人》，記述了您父親的一生。對於您父親的自殺身亡，巴金寫道：「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喪失了一個愛我最深的人。」1965年，巴金在《談〈家〉》一文中提到您父親時，又說，「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足見巴金與您父親之間的至深情感。這種情感是不是也會帶給您？

李致：當然會。我與巴金之所以親，血緣關係很深。他當年出去的一些路費都是我父親為他籌措的。但更主要的還是巴金的做人。我最欣賞巴金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我非常贊成他的「人各有志，重要的是做人」，還有「說真話」……他的很多觀點，是這些精神上的因素把我們拉近，而不僅僅是親屬關係。

記者：您寫作用筆還是用電腦？

李致：我從辦離休手續到現在已經十年了，這十年我寫了大概五十多萬字，我也學會了電腦打字，我會發郵件。我的「腦齡」有七年了。我現在還兼著四川省文聯主席，我的老伴長期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沒有精力寫長篇。我這人生的七十多年，經歷了許多事，國民黨關過我，「四人幫」也關過我。我寫的總題目叫「往事隨筆」。已經出版了《往事》《回顧》《昔日》等幾本書。

記者：有人說，作為作家的李致與作為宣傳部副部長的李致判若兩人。您怎麼看？

李致：肯定是有一定區別的，但不會分得這麼清楚。巴金稱翻譯家汝龍是「黃金般的心」，說他一生不是為了「撈一把」進去，而是自己「掏一把」出來。我當年入黨也是這樣的動機。

記者：其實也可以以此來形容巴金，他就是一顆「黃金般的心」。

李致：談巴老不能不談王爾德的童話《快樂王子》，故事寫一座城市裡有一尊快樂王子的雕像，身上貼滿純金葉子，一對眼睛是藍寶石做成的，劍柄上嵌著一顆大紅寶石。他看到住在這個城市的許多窮苦人，於是讓一隻準備南飛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金葉子和寶石一一啄下來，送給那些需要幫助的窮苦人。直到最後自己變成一個瞎眼的、難看的、光禿禿的雕像，小燕子感動地不再南飛，凍死在它的腳下……讀到這我豁然開朗，巴金不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快樂王子」嗎？新中國成立以後，巴金是唯一沒有領取工資、僅靠稿費生活的專業作家。他在四川出書都不要稿費，錢捐了出來，建立基金又不允許以他的名字命名，更不允許恢復他的故居。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曾這樣寫道：「我不希望替自己樹碑立傳，空話我已經說得太多，剩下的最後兩三年裡我應當默默地用『行為』償還過去的債。我要做一個普通的老實人。我沒有才華，沒有學問，沒有本領，只有一顆火熱的心，善良的心。」

記者：能談談您的父親嗎？

李致：我父親去世時我才一歲多，談不上什麼印象。他是自殺的，家庭突然破產，他是一個大大的好人，比如你是親戚，他帶著你做生意，賺了錢是你的，賠了錢是他的。後來他做股票生意，賺的錢人家拿走了，但賠的錢要他來還。在他生病期間幾家銀行倒閉家庭破產他承受不了了，覺得對不起這個家，就自殺了。我在很長一段時間不能理解我父親。我母親，還有四個姐姐，生活非常艱難。直到我上中學以後，讀了巴金的小說《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對父親有所了解。巴金說，我父親是「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新華社記者趙蘭英採訪我后這樣寫道：「在李致心裡，四爸巴金勝過親生的父親；時常苦惱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卻多次說李致是比較了解他的。」這種說法我是認同的。

記者：您和巴金之間的通信有多少？

李致：巴金給我寫的信，很難精確地進行統計，大概有三百封，其中有五十封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我現在還保存了二百五十封信。我給巴金寫的信更多。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他把我寫給他的信送回來了。還專門給我寫著：「我本想保留著它們，多麼好的資料啊！終於決定請你自己保存。以後你替我整理資料，用得著它們。」我在學電腦時，已經把這些信都輸入電腦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剛剛出版了《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一書。

記者：您最後一次見巴金是什麼時候？

李致：2005年，巴金去世時，我去給他送終，撒骨灰時我也是跟船到東海。在他彌留之際，我一直都在他身旁，為了減輕他的痛苦，醫生給他大量地注射鎮靜劑。病房是不允許進去的。當我趕去之後，小林就說，五哥，你去把手洗乾淨，去跟爸爸握手。我進去握了大約有半個小時，我發現他的手很柔軟，帕金森病人的手一般都是很僵硬的，可我握他的手卻很柔軟。在這握手的半個小時里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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