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巴金

※我心中的巴金註釋標題本文系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講座上的講演。

李致在講座現場

非常高興能在上海與熱愛巴老的讀者、研究巴老的專家見面並交流思想。我不是專家，不做學術演講。只就我與巴老的接觸，講一些對巴老的感受。我曾經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十年，普通話肯定比電影《抓壯丁》里的盧隊長講得好，但畢竟不如講四川話自如。前兩天我在成都看望導演謝晉，他主張我講四川話，說鄧小平、陳毅的口音，上海人能聽懂。巴老離家八十一年，至今講四川話。我講四川話，大家也可以聽到巴老的鄉音。

巴金的父母

我和巴老的交往

我的父親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們李家的祖籍是浙江省嘉興，清朝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這輩，是入川的第五代；我這輩是第六代；我的兩個小孫女則是第八代。

巴老誕生的時候，李家是一個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們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鏞為首，他有五個兒子。巴老的父親叫李道河，是長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親，叫李堯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堯林，即翻譯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鏞的子孫）叫的。巴老還有兩個胞弟：一個叫李采臣，在銀川；一個叫李濟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四川人說：幺房出老輩子。

年輕時的巴金

1972年，中斷聯繫六年後，李致給巴金寫的第一封信

1923年，巴老與他的三哥離開成都去南京讀書。在闊別家鄉十八年後，1941年巴老首次回成都。當時，原來的大家庭已經崩潰；加上日本侵略中國，在天津的三爸無法給成都老家寄錢，生活十分困難，我繼祖母和母親各自帶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來，住在我們這個小家裡。我十一歲，對巴老的印象不深，記得他常帶我幾個姐姐去看電影，說我看不懂，給我錢買郵票，我從小喜歡集郵。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個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張大床。白天，除上學外，我老在外面玩，連吃飯都要大人「捉拿歸案」。巴老開玩笑說：「我給你改個名字，不叫李國輝（這是我的原名），叫李國飛好了。」當時，不少青年請巴老題字，我也拿了本子請他寫。他絲毫沒推辭，用毛筆給我寫了四句話，即：「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我小時候對這四句話理解不深，最擁護的是「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因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讀書」。隨著年齡的增長才加深理解，這四句話影響了我一生，我還用它來教育子女和孫輩。平常，我們家有這樣一個傳統：犯了錯誤，只要講真話，可以從輕處罰或免於處罰。用我外孫的話，叫作「誠實了，說真話就不挨打」，儘管我從來沒有打過子女。至於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審查，無論靠邊站、被奪權、關「牛棚」、被批鬥、進幹校，交代自己的問題或給別人寫材料，我從沒說過假話，並為此被造反派打過。從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開始擔負全家生活費用，並供我和四姐上中學讀書。為了節約開支，我們又和繼祖母住在一起。直到1955年，巴老路過重慶，打電話找我，時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見。我那時二十六歲，以成人的資格開始與他交往。這以後的十年，無論我在重慶、成都和北京，巴老經常寄書給我，幫助我在藏書上「先富起來」。無論巴老來北京開會，或我去上海出差，我們都能見面。巴老給我有近五十封信，這些信後來被「造反派」弄丟了。「文革」迫使我們中斷聯繫達六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通信聯繫。1973年春，我從北京回河南團中央「五七」幹校，利用只憑一張單程票就可報銷來回車票的規定，悄悄繞道上海看望巴老。這次會面，除我與老伴暗中策劃外，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據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經驗，我宣稱是來上海看眼病的，機關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醫院看病，挂號證保存至今。在上海只有三天時間，我又同巴老睡一張大床。巴老1942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當時正是巴老創作最旺盛的時候。時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卻碰到這樣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覺時打鼾，原想等巴老睡著了我再睡。可是他睡著以後，我卻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記敘當時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次見面，我不敢深談，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離開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時回到那要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幹校。我淋著大雨去車站，滿臉是水，有雨水，也有淚水。作家李累看了我寫的散文《我淋著雨，流著淚，離開上海》后說：「李致想見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在國統區做地下工作一樣，悄悄地相會；叔侄同睡一張床上，也『不敢深談』。難道這僅僅是巴金與李致兩人的遭遇嗎？不！這個側面，這個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華民族的悲劇。」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幫」，巴老在信上給我說：「『四人幫』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覺了。我得罪過張、姚，倘使他們不倒，總有一天會把我搞掉，這些『人面東西』。」接著又盼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這一期間，我和巴老有過多次見面和深夜長談，互相搶著說話，直到九姑媽一再催促才上床。80年代後期，當巴老因為寫《隨想錄》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時候，他曾希望我退下來幫他做點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記、佚文、書信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時候，代替他幫助王仰晨編好《全集》的后一部分。可是我又當選為省政協秘書長，以致巴老感到「現在這些都成為空想」，這也是我感到十分遺憾的。如果我久沒去上海，巴老會惦記我。1989年7月，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我仍在醫院，大約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機會過上海時，可以找我談談，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燒的火，它有時也發發光，一旦錯過就完了。」這一生，巴老為我付出很多，我為巴老做得很少。我寫過一篇名為《不知如何彌補》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內疚。從1972年起，巴老給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1997年冬，巴金在醫院口授，李小林筆錄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成長的。我喜歡讀巴老的書，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記者問「巴金的侄子」這個「身份」給我帶來什麼？我說「身份」不能帶來什麼，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說「身份」帶來什麼，就是「文革」中為此受批判，被污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這若干年，讓我接受許多重複的採訪，浪費一些時間；讓我損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又收不回來。

巴老一貫重視做人，對此我有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來，我在這方面寫了一些散文和隨筆。去年，為慶祝巴老百歲華誕，三聯書店為我出了一本書，名為《我的四爸巴金》，彙集了我所寫巴老的散文和日記。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寫在這本書上了。巴老不喜歡他的親人寫他，我們的小林、小棠至今沒寫過巴老，其實他們比我感受更多更深。1981年，我用筆名寫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文章發表后，有一些報刊轉載。上海的《兒童文學選刊》要我寫作者簡介，我怕「露餡」，不敢寫。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兒童開展「向巴金爺爺學習」的活動中，一家報紙未與我商量刊載了全文，並把筆名換成本名，在姓名前還加上了我的職務。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頗為尷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寫的是事實，沒有瞎吹，文責自負。以後乾脆用本名寫有關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這個過程，沒有就此責備我。

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

巴老很看重做人。1941年，他教我「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1993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臨別前一天下午交談，他第一句話就說：「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巴老這句話，我當成座右銘，請人書寫為橫幅掛在牆上。

巴老對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講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餓死也不出賣靈魂」的骨氣。我1973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驚的變化是：巴老滿頭白髮。它印證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體上所受到的迫害。被加上各種罪名，在全市電視大會上批鬥；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書」；家幾度被抄，六七間書房被封，全家人擠在樓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農村當知青；稿費存款被凍結，只能領取生活費……我問巴老生活上有無困難。他說：「已經告訴姑媽，必要時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國一樣，只吃麵包。」巴老的夫人蕭珊在磨難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離開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見蕭珊媽媽全身蓋著白布床單，巴老穿一件短袖襯衫，左袖上戴著黑紗，兩手叉著腰，低著頭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現場，和家人一起給蕭珊媽媽告別。這次見面，令我最寬慰的是：巴老身體健康，精神未垮。儘管我們不敢深談，我能感受到他十分關心國家民族的未來。他在家裡翻譯赫爾岑的書——明知無法出版，只為送給圖書館，供人參考。以後知道，巴老每天翻譯幾百字，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19世紀俄羅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治那樣詛咒「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巴老當時平靜從容的態度，表現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頭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筆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所說：「我即使餓死，也不會出賣靈魂，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

巴金上海武康路寓所，「文革」中，全家人擠在樓下居住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幫」不久，巴老患帕金森病，幾次骨折，舉筆重千斤。巴老在與疾病做鬥爭的同時，一直堅持寫作。我工作過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選集》（十卷本），最後一本近作結集《講真話的書》，包括了他重新提筆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萬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對我說，在他做完工作以後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俠小說。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時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時候。我多次勸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他一再強調：「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沒有意義。」我們還為此辯論過。我說：「人有不可迴避的自然規律」，你已做了很大的貢獻，即使不能工作，「你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說冰心健在對他就是力量，但他實際上仍像春蠶吐絲一樣地工作，說自己「已死絲未盡」，編《全集》和《譯文集》，艱辛地為此寫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學習，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獻給他熱愛的讀者。當我六十歲快離開領導工作崗位時，他笑著對我說他六十六歲才進「五七」幹校。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啟示和鼓勵。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養活自己。他歷來對自己的物質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幫助有困難的讀者和親友。新中國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領取工資。「文革」中被凍結的存款，其實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凍后，僅1982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幣十五萬元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對「希望工程」和救災，他也常請家屬或工作人員隱名捐款。當時，巴老在四川出書，不要稿酬，出版社為他翻洗照片，他卻親自到郵局寄翻洗費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財富」是大量藏書，多次分別捐給國家圖書館。目前我們國家仍實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說這些，絕不是希望作家放棄稿費，或都去捐贈，我只是想從這個側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經過認真的反思，堅持獨立思考和主張講真話。「文革」結束后，在撥亂反正的同時，仍有不是運動的運動。巴老不唯上，不隨聲附和。在講假話成風的年代，巴老主張大家講真話。講真話的主張，受到廣大讀者和作家的歡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責。巴老對這些指責十分坦然。在我們的交談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長官點名。他說：「倘使一經點名，我就垮下，那算什麼作家？」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高級官員，主張不寫「文革」，巴老寫信給這位高官，說自己是這個主張的受害者（因為受這個主張的影響，巴老發表在香港報紙上的一篇涉及「文革」的文章被刪節）。1987年4月29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對我來說，我按計劃寫完《隨想錄》，而且出齊兩種版本，想說的話都說了，該滿意了吧！可是想到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溫順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寧。對，人怎麼能只考慮自己呢？不管怎樣，我提出來：大家要講真話，為了這個，子孫後代一定會寬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儘力而為。」1988年冬，他又寫信說：「……（我）又老又病，活下去總有些痛苦，但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終放不下這筆。」

《隨想錄》是巴金晚年的力作，被稱為「說真話的書」。圖為該書幾種版本的封面

四是巴老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動來證明和補寫他所寫的、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書，不收稿費。1981年，出版社擬用巴老的稿費設立巴金編輯獎，巴老就不贊成，只同意用來幫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家協會擬設立「巴金文學獎」。巴老來信說：「我只是一個普通文學工作者，寫了六十多年，並無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學基金』，設立『巴金文學獎』，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贊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會、設立文學獎。」巴老還反對出他的日記單行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巴金全集》時，擬編兩卷巴金的日記。巴老委託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這個情況后，建議由四川出版日記的單行本。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轉達了這位朋友的請求。巴老有些猶豫，我說：「《魯迅日記》也有單行本，您的日記也可以出單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強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說：「關於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外出版發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可能對少數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我最近剛看過這些日記，裡面還有些違心之論，你也主張刪去，難道還要翻印出來，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別人也不高興？你剛來信說你尊重我的人品，那麼你就不該鼓勵我出版日記，這日記只是我的備忘錄，只有把我當成『名人』才肯出版這樣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願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致。對讀者我也有責任。我出一本書總有我的想法。為什麼要出日記的單行本？我答應你，也只是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話，日記不另出單行本。」我立即給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決定，並把巴老的決定轉告給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1956年12月，巴金回成都重遊正通順街舊居

五是不願浪費國家錢財，不贊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順街，是巴老的祖父購置的。最興旺的時候，四世同堂。巴老誕生在這裡。除幼年隨父親在廣元縣住過兩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這裡。巴老十九歲時離開成都去南京。隨著大家庭的崩潰，故居被變賣了，幾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長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來，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經過「文革」，成了一個文藝團體的宿舍，原有房屋蕩然無存。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國外友人和港台同胞來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時專為此找到我。我解釋說故居已經不存在了，但他們堅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還對故居沒有保留下來表示遺憾。1985年省作家協會給省委、省政府寫了報告，要求恢復巴老的故居。張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蕪、馬識途等老同志積極支持。經省委同意，成立了一個籌備小組。可是巴老一直不贊成，多次對我講：「不要恢復故居。如果將來要搞點紀念，可以在舊址釘一個牌子，上面寫：作家巴金誕生在這裡，並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雖然存在各種實際困難，故居的籌備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寫信給我：「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寫出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旅遊局搞什麼花園（指園林局搞慧園），我不發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但是關於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只有極少數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裡的火就不會熄滅。這就夠了。我不願意讓人記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時重印一兩本我的作品，我就滿意了。」不久，我又接到巴老21日的信。他說：「我耳病未愈，無法跟你通電話，否則就用不著寫信了；寫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寫信又怎麼辦？你知道我的想法嗎？我準備寫封長信談談我對『故居』的意見（也就是說我不贊成花國家的錢重建故居），以為在杭州可以寫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寫，因為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回到上海更沒有辦法。現在把第五卷的《後記》寄給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話的意思：『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30日，巴老又在給我的信上說：「關於故居的事就這樣說定了。不修舊宅，不花國家的錢搞這樣的紀念，印幾本《選集》就夠了。」說實在的，對恢復巴金故居，我一直處於矛盾狀態。無論從成都市市民的角度來考慮，或從文藝工作者的角度來考慮，能恢復故居的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訪問過若干國家，多數國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為本國歷史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但我是巴老的親屬，他不贊成重建故居是對我說的，我當然不願做違反他心愿的事。至於巴老不願為修故居浪費國家錢財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動的。去年慶祝巴老百歲華誕，參加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見，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省長張中偉和成都市委領導均積極支持。後來，我給市領導寫了信，轉達小林的意見：尊重巴老的心愿，不重建巴金故居。省委書記張學忠看見我的信的抄件，也表示尊重巴老的意見。最近巴金文學院按可靠的圖紙，做了一個故居模型，我前幾天去看過，很不錯。這個模型將長期存放在巴金文學院的陳列館。

巴金回復讀者來信

六是尊重讀者。巴老常說讀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說明巴老如何對待讀者。巴老有自己的寫作計劃。他怕干擾，我們也不願干擾他。但許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請他寫文章、題字，或為他拍照、攝像。遇到這些要求，我總是加以解釋，希望得到諒解。但有時也有例外。1991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學原校長張珍健來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讀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為迎接「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成都舉行，他用了半年時間把巴老作品的書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並請艾蕪老人題籤。他希望我為他介紹，以便他到上海把這些印章送給巴老。張珍健幼時患骨結核雙腿致殘，一生拄著雙拐。看見他誠懇的態度和辛苦的勞動，我被感動了。我向他說明了巴老的近況，試圖尋找一個折中方案：我去信徵求巴老的意見，能否用十五分鐘時間會見他。張珍健表示同意，願意靜候佳音。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說：「張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個印章，我感謝他的好意，但是我不願意舉行一種接受的儀式，讓人們談論、看熱鬧，也不願意讓他把印章送到上海親手交給我，只為了一刻鐘的會見。這樣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顯得不近人情。總之煩你告訴張同志，不要來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看由慧園代收，不好嗎？將來還可以在慧園展覽。」讀完信，我感到自己的考慮很不周到。我雖然沒有建議舉行「接受的儀式」，但的確沒有想到「為了一刻鐘的會見」，讓張珍健專程到上海「顯得不近人情」。我當然尊重巴老的意見，立即給張珍健打了電話，委婉地做了解釋，請他諒解。1992年春我去美國探親，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張珍健的文章《巴金訪問記》。原來他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譜》以後，既高興又謙虛地說：「你不值得花這麼多時間和功夫，我過去那些書都是亂寫的，沒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張珍健交談了五十多分鐘（我原建議只會見十五分鐘），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給他，並題字簽名。臨別的時候，八十七歲高齡且舉步維艱的巴老，堅持把張珍健送到大門外。張珍健一再請巴老留步，巴老卻說：「你不遠千里專程來訪，我送送你是應該的。」

總的來說，我感到巴老是當今的快樂王子。大家都知道大衛·王爾德有一篇叫《快樂王子》的童話。快樂王子的像，高聳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貼滿純金葉子，一對眼睛是藍寶石做成的，劍柄上嵌著一顆大紅寶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見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見一個年輕人餓得頭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寫一個字；看得見賣火柴的小女孩沒有鞋，沒有襪，小小的頭上沒有帽子，她現在正哭著……快樂王子請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幫助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先摘掉紅寶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後拿走身上的貼金。小燕子本來要去埃及過冬，但它被快樂王子善良的心感動了，它不願離開快樂王子。最後，它吻了快樂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腳下，死了。我早年讀過這篇童話，它深深地震撼過我的心，也使我流過不少眼淚。隨著對巴老的了解，我豁然開朗，感到巴老不正是當今的快樂王子么？他從不索取什麼，卻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

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對我說過：「能夠多活，我當然高興，但是我離開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得到人們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誠無飾，把心交給讀者，廣大讀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大半個世紀中，巴老受到過一些誤解和指責。

「無政府主義者」這個稱謂，就是長期對巴金的指責。中國的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無政府主義，許多知識分子如此，毛澤東也如此。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會見巴金。毛澤東問巴金：「你年輕時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嗎？」巴金說：「是。聽說你也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反對權威反對專制，強調個性自由，雖然屬於空想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反對舊社會、舊的專制統治上，起過積極的作用。巴金早年是無政府主義者，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他參加新思想啟蒙運動，繼而又堅決擁護抗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魯迅早在30年代就稱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舉被巴老稱為他的「第三個先生」的吳先憂為例：吳先憂信仰無政府主義。他認為勞動神聖，脫離了學生生活去學裁縫。辦刊物缺錢，他經常將衣服送進當鋪，把當衣服的錢捐給刊社。他任中學校長時，拒絕參加國民黨主辦的廬山集訓，多次保護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我1947年6月1日在重慶被捕（當時我已是黨員），也是他親自把我保釋出來的。令人高興的是，近幾年理論界對無政府主義已經開始有較客觀的評論。

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一些評論家指責巴金的作品沒有給讀者指路。他們認為巴金只是揭露了舊社會的腐朽，但青年人離開封建家庭以後幹什麼，巴金沒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綱領指路，文學家以作品凈化讀者心靈。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對的，也有指錯的。毛澤東為建立新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晚年卻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這樣偉大的改革家，對於具體怎樣改革開放，採取科學的態度：主張「摸著石頭過河」。政治偉人尚且如此，怎麼能苛求一位作家來指路呢？何況這根本不是作家的任務。如果談到巴金著作的影響，當年有人在延安做過調查，很多知識分子是受巴金小說《家》的影響，投身革命的。這個情況，毛澤東在1945年去重慶和談時對巴老說過。事實證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於革命、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80年代，巴金提倡講真話。有些理論家指責說，真話不等於真理。真話的確不等於真理，這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講真話是針對講假話而言的，不能因為真話不等於真理而反對講真話。難道主張講假話？如果一定要把真話與真理聯繫在一起，應該說：只有講真話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講假話的人永遠與真理絕緣。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不難看清誰是誰非了。

巴老和他的兩個哥哥

這裡所說巴老的兩個哥哥，是大哥李堯枚、三哥李堯林。

1986年4月2日，巴老與我有過一次談話，其中有兩處很動感情。他說：「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兩個哥哥對我都很好。他們兩人都是因為沒有錢死掉的。後來我有錢，也沒有用。」「……他們都不願意死，結果死掉了，就是因為沒有錢。……所以我也不願過什麼好生活。他們如果有點錢，可以活下去，不至於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來……」其間，巴老兩次痛哭失聲，談不下去。

去年，《中華讀書報》記者祝曉風問我，他們三兄弟之間感情為什麼這樣深？我認為除深厚的手足之情外，還因為他們都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正如巴老所說：五四運動「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鐘。大哥被忘記了的青春也給喚醒了。我那時不過十四歲半，我也跟著大哥、三哥一起貪婪地讀著本地報紙上關於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本地報紙上後來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使我們的心非常激動。我們覺得它們常常在說我們想說而又不會說的話。」還說，「大哥設法買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後來他甚至預先存了一兩百塊錢在華陽書報流通處，每天都要去那裡取一些新到的書報回來。……當時在成都新的書報很受歡迎，常常供不應求。」「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出一些時間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肯輕易放過。有時我們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們聚在一起討論這些新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後來我們五個人又組織了一個研究會。」我最近寫了一篇短文，名為《一部舊書，一片兄弟情》。說的是1967年，巴老寄了一部在1913年（民國二年）出版的法國革命小說《九十三年》（上下）給我。作者是「囂俄」（即雨果），譯者自稱「東亞病夫」。上面有我父親的圖章，刻有他的號「李卜賢」三個字和英文音譯，又蓋有「堯林圖書館」的章，還有巴老用毛筆書寫的「李卜賢先生捐贈」幾個字。這應該是早年他們三兄弟一起讀過的書。巴老在信上說是他在1942年那次回家帶走的。1945年，李堯林逝世，為紀念三哥，巴老擬成立堯林圖書館，在書上蓋了這個印章，並寫上「李卜賢先生捐贈」這幾個字。由於多種原因，堯林圖書館沒辦成，但書完整無損。這本書，是當年他們讀新書報的見證，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新青年》是李堯枚、巴金、李堯林都喜歡的雜誌

巴老的大哥贊成劉半農的「作揖主義」和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正如巴老所說：「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步變成一個有雙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讀書，繼又克服家中的經濟困難，幫助巴老去法國留學。后又鼓勵巴老寫小說《春夢》（即小說《家》）。他在最後一封信上對巴老說：「《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實在的，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我自從得到《新青年》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寫一部書來，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歡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現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寫成罷。怕什麼罷。《塊肉餘生》過於害怕就寫不出來了。現在只好等著你快寫成了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你尚沒有取名的小說罷。」大哥在成都撐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實在承受不住各種壓力，終於在1931年服大量的安眠藥自殺。沒想到，4月18日巴老《激流》的總序在上海《時報》第一版上發表，報告大哥服安眠藥自殺的電報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僅一個字不曾讀到，連巴老開始寫小說《家》也不知道。巴老讀完電報，懷疑自己在做夢，像發痴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他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一個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路上走來走去。……30年代，巴老寫過一篇《做大哥的人》，記敘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說：「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喪失了一個愛我最深的人了。」1956年，巴老在《談〈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說：「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說《家》的大哥高覺新，以大哥為模特兒，大家都熟悉這個人物，我不多說。不同的是：高覺新沒有自殺。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給讀者以希望，不忍心覺新在他筆下死去。

我過去不完全理解父親。我雖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滿他扔下母親和五個子女。我為此還和巴老辯論。巴老給我看了我父親給他的僅存的四封信，才接觸到父親的心靈，儘管我仍不贊成他自殺。他不是不熱愛和留戀生活，更不是迴避矛盾拋棄親人。他閱讀《新青年》雜誌，喜歡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愛聽美國唱片SonnyBoy。家庭破產，父親覺得對不起全家，企圖自殺，正因他捨不得家人，寫了三次遺書又三次把它毀掉。最後一封遺書中寫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騙人呢。……我死之後不用什麼埋葬，隨隨便便分屍也可，或者聽野獸吃也可。因為我應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從重對我的屍體加以處罰……」（這是我以後讀到的）。自殺前二十多天，父親借自己的生日，請了全家人（包括傭人）看戲，以示惜別。父親自殺當夜，他幾次來看望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亂成一團。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拚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開父親的眼睛，希望把父親叫醒，但這時已「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

1931年《激流》總序在《時報》發布

巴老的三哥李堯林比巴老只大一歲多。兩人從小住在一個屋子裡，一起在外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一起外出求學，直到堯林上大學才分手。巴老稱三哥是「世界上最關心他的一個人」。他倆離開四川以後，與大哥保持密切聯繫。巴老曾說：「在故鄉的家裡還有我們的大哥。他愛我們，我們也愛他。他是我們和那個『家』的唯一的連鎖。他常常把我們的心拉出去又送回來。每個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來，我們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們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後巴老去法國，途中寫的《旅途通訊》，先寄給三哥，由三哥寄給大哥，多年後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離家后，大哥給他們寫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這些信，把它裝訂成三冊，保存了四十幾年。1966年，風雲突變，大禍就要臨頭。巴老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斷章取義，亂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橫，讓它們不到半天就化成紙灰」。1980年，巴老回想起燒掉大哥的信時還說：「毀掉它們，我感到心疼，彷彿毀掉我的過去，彷彿跟我的大哥永別。」

唱片《小寶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愛。我最先是從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這張唱片的。1929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們相聚一個多月。30年代初，巴老回憶大哥離開上海回四川時的情景：「我們的分別是相當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卻叫住我。他進了艙去打開箱子，拿一張唱片給我，一邊抽咽地說：『你拿去唱（即聽）。』我接到后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兩個星期前我替他在謀得利洋行買的。他知道我喜歡聽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樣地愛聽它，這時候我很不願意把他喜歡的東西從他手裡奪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次違過他的勸告了，這一次我不願意在分別的時候使他難過……我默默地接過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夠用文字表達的。」1984年在上海，巴老把僅存的我父親給他的四封信給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這張唱片：「弟弟，你說你硬把我的《小寶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請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願意送你的。之所以要在船上拿與你，就是使我留下一個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會忘記我們的離別時的情景，藉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靈魂附著那張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到這張唱片，問音樂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這首歌。1992年，我去美國探親，閑聊時提到此事，兒子記下了我的心愿。去年慶賀巴老進入百歲，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編的話劇《家》。我兩次在電視上聽見劇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電話問在上海的濟生叔，果然是SonnyBoy。從李堯林的好友楊苡那兒，我知道李堯林也喜歡這首歌。我請教楊苡，她說：SonnyBoy，直譯為「兒子般的男孩」或「陽光般的男孩」。巴老意譯為「小寶貝」。「Sonny是兒子的愛稱，也可理解為心中最珍愛的人。」我想，是否還可理解為某種信念，如對人類的愛？巴老三兄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他們卻從自己的母親和「下人」那兒學到「愛」。巴老曾說：「我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我的母親。……使我認識『愛』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滿地體現了一個『愛』字。她使我知道人間的溫暖；她使我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他們三兄弟為什麼都喜歡這首歌？前面已經講到，五四運動像春雷把三兄弟喚醒。他們貪婪地閱讀新書報，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協，巴老重在反抗。在各自選擇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別後，曾談到彼此的心情。大哥在信上對巴老說：「弟弟，你對現代社會失之過冷，我對於現代社會失之過熱，所以我們倆都不是合於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是虛偽的心情，無價的黃金，這兩項都是我倆所不要的，不喜的。我倆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卻是同的。但是，我倆究竟如何呢？（在你的《滅亡》的序言，你說得有我倆的異同，但是我倆對於人類的愛是很堅的）其實呢，我兩個沒娘沒老子的孩子，各秉著他父母給他的一點良心，向前亂碰罷了。但是結果究竟如何呢？只好聽上帝吩咐罷了。冷與熱又有什麼區別呢？」面對舊社會，大哥處處委曲求全，走投無路；巴老參與改天換地，難見成效（他作品的影響是另一回事）。他們三兄弟既喜歡音樂又懂英語，唱片《小寶貝》，無論作為心中最珍貴的人，還是孤寂中的精神寄託，或作為所尋求的信念「對人類的愛」，引起他們的共鳴。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確，得請專家評論。

巴老的三哥是一個有理想、開朗樂觀的人，喜愛音樂，會滑冰，能與學生打成一片。從燕京大學畢業以後，在天津南開中學教英語。他深受學生愛戴，20世紀50年代曾任《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的邢方群、作家黃裳、戲劇家黃宗江等，至今對他充滿深情。李堯林利用寒假，單獨為方群補英語課，教他練習發音。黃宗江說李堯林教他們讀《快樂王子》給他的啟示，不下於曾經使他「感動并行動的宗教的宣講、政治的宣言」。今年發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稱李堯林為南開名師中的佼佼者，學生崇拜的偶像。他選教的英譯杜甫《贈衛八處士》詩，深受學生喜愛，幾乎成了他們的班歌。五十年後聚會時大家還一起湊全詩的譯文。1929年，大哥去上海。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堯林來上海，但因沒有解決路費，失去這次團聚的機會。1931年，大哥自殺以後，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擔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他擔心不能給未來的妻子帶來幸福，甚至沒有結婚。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離開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譯維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戰勝利，他卻因貧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僅四十二歲。作家李健吾當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開始就說「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巴老前後寫了兩篇懷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說三哥像「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毀去」。李堯林逝世后被安葬在虹橋公墓，墓碑的形狀是翻開的兩頁書，上面刻有他翻譯的小說《懸崖》中的一段話：「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真正的家。」過去，時有人來墓前獻花。但「文革」中，這個從沒有傷害過人的墓，也被作為「四舊」給毀掉了。巴老為此不停地追問自己：「我在哪裡去尋找他的『真正的家』呢？」

巴老多次對我說，他們三兄弟的共同之處，都是願意多為別人著想，多付出一點。「兩個哥哥對我的幫助很大，我要幫助他們，結果沒有機會了。我可能不會被人忘記，我希望他們兩人能被人記住。」巴老希望他們三兄弟能在「慧園見面」（即有一個展覽室展出他們三兄弟的物品），但難以實現。

為實現巴老的願望，去年我選編了一本書，名為《不應被忘記的人——巴金的兩個哥哥》。以巴老所寫兩個哥哥的文章為主，兼收了已有的李健吾、黃裳、紀申等人的文章，還有新組織的邢方群、楊苡、黃宗江等人的文章（由巴金文學院內部贈送）。可惜巴老不能閱讀了。

巴老已用最後的言行證明自己

巴老生於1904年，到2004年正好百歲。去年只是進入百歲。時至今日，巴老已經用行動來證明和補寫了他所寫的、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人們愛戴巴老，稱他為「世紀良知」。國務院在去年授予巴老「人民作家」的稱號。明天是巴老進入一百〇一歲的生日。在此之際，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和上海檔案館聯合舉辦「走近巴金」系列講座很有意義。感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介紹自己對巴老的感受，儘管我講得不深不全。還得感謝在座的朋友耐心地聽完我用四川話講的感受。不當之處，請不吝指正。

2004年11月2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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