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來光和熱的人

※帶來光和熱的人

我的三爸叫李堯林。我從沒有見過他，但他卻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三爸和四爸，都是我父親的弟弟。1923年，他們抱著追求新生活的熱望，毅然離開成都，去南京讀書。四爸以後成了作家，筆名叫巴金，抗日戰爭時期，曾兩次回成都住過一些時候。但三爸離家以後，就再沒有回來過。

我心目中三爸的形象，是從照片上得來的。他穿一身中式長衫，頭髮梳得很整齊，戴一副圓形的近視眼鏡，顯得善良溫和，文質彬彬。這張照片原由我母親保存，我長大以後便理所當然地「接管」過來。

巴金的三哥李堯林

我很小就知道全家的生活費用主要靠三爸供給。當時，我們家庭成員在成都的一共九人：祖母，一個姑姑和一個叔父，我母親，四個姐姐和我。三爸的匯款，每月按時從天津寄來。當時，我們家已從童子街搬到金絲街。我愛在院子外面玩，郵差（現在叫郵遞員）送匯款單來，總是我最早發現。匯款偶爾也會有遲到的時候。這首先使祖母著急，坐卧不安，以致全家籠罩著一種擔憂的氣氛，連我都不敢過分調皮。

1925年，三爸李堯林（左）和四爸巴金攝於南京

在這種情況下，我更愛在大門口玩。這可以少惹大人心煩，又能擔負起一種「偵察」任務：留心郵差是否到我們家來。如果匆匆從我們家走過，我自然感到失望。要是向我們家走來，不是送一般的信，而是匯款單——

我便接過來就往上屋跑，同時大聲喊：「三爸寄錢回來了！」

這時，我可以不怕大人，也不必拘束了。祖母仔細地看著匯款單，我已經幫她打開抽屜，把圖章和印泥找出來。祖母把圖章蘸了印泥，總要用口對著圖章哈幾口氣，然後才蓋在回帖上。於是，我又揮舞著回帖，飛快地跑出去把它交給郵差。我做這件事十分得意，好像自己也給家裡做了一點貢獻似的。

這樣，家裡至少又有一個月的安寧。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天津和四川的聯繫中斷。我們家再也接不到三爸的匯款了。無論我在門外等多少次也無濟於事。接不到三爸的匯款，全家的生活無著。經過「家庭最高會議」討論（我們小孩子是沒有資格參加的），決定一分為二，祖母和母親各自帶著子女回娘家居住。我們搬到北門鎣華寺街跟外祖母住在一起，除靠母親為別人繪畫、刺繡以外，還靠變賣一些舊的衣物維持生活。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給我們家庭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

1941年和1942年，四爸兩次回成都，發現家裡生活困難，便由他負擔一家的生活。四爸是作家，沒有固定收入。好在這時我的小幺爸和大姐先後當了小職員，多少也分擔一些。經「家庭最高會議」再次研究，為了節省開支，把已分在兩處的家庭又合在一起，搬到東城根下街七十六號居住。

三爸在1939年9月從天津到了上海，身體不好。在休養的同時，翻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1945年，抗戰終於勝利了。幾個月以後，四爸從重慶回到上海，但年底接到四爸來信，說三爸患病逝世。我們全家都為三爸逝世感到難過。父親去世時我只有一歲多，毫無印象。三爸去世，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親人的痛苦。

我沒有和三爸接觸過，談不上對他有所了解。後來讀四爸寫的文章才知道三爸的情況。三爸先後在東吳大學和燕京大學讀書，過著一種苦學生的生活，有時還得擔任家庭教師來為自己繳納學費。他「從不羨慕別人的闊綽，也沒有為自己的貧苦發過一句牢騷」。大學畢業后，三爸找到職業，在天津南開中學做英文教員，並給自己的未來訂了一些計劃，但不幸我父親去世了，留下一個破碎的家。三爸過去沒有向家裡要求什麼，現在卻毅然挑起這副重擔，每月按時把自己的大部分薪水寄回家。不用說，他自己的計劃完全消失了。正如四爸所說，他像「一隻鳥折斷了翅膀」，「永遠失去高飛的希望了」。就這樣過了九年。三爸教書很認真，得到學生真誠的愛戴。以後，我認識了他的學生邢方群、黃裳、黃宗江，也證實了這一點——但家庭的重擔使三爸逐漸消瘦，身體也漸漸壞了。他到上海以後，翻譯了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的小說《懸崖》和其他幾本書。因為沒有錢，長期不能住進醫院。三爸逝世的時候，已經四十多歲，還沒有結婚。三爸不是什麼英雄人物，也沒有幹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然而——這也是四爸說的——他像「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毀去」。

了解三爸的情況以後，我對他十分尊重和熱愛。我是身受三爸帶來光與熱的人之一，不能不對他充滿感激，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三爸具有為別人幸福而犧牲自己的精神。

1964年7月，我第一次到上海。四爸問我有什麼要求——他曾答應過我到上海時陪我玩。我提出到三爸墓地去一次。在一個星期天（26日）下午，四爸雇了一輛三輪車，我們兩人坐在一起，冒著烈日，到了虹橋公墓。三爸的墓碑很別緻，是用大理石製作的圖書形狀的墓碑，上面刻有他翻譯的小說《懸崖》上的一段話：「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永久的家。」四爸不斷地彎著腰去拾墓地上的枯草。我默默地站在墓前對三爸——我從沒有見面的叔父——表示敬意。當時，我和四個姐姐早參加工作，都結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但三爸卻一個人長眠在這裡。我想起四爸說過的一句話：「你悄悄地來到這個世界，又悄悄地走了。」眼淚從我眼眶裡流出來，一直滴下去。……親愛的三爸，就讓這幾滴純真的淚水，來澆灌您墳上的一兩棵小草吧！

沒隔兩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了。當時我在共青團中央工作。一個極願做我「頂頭上司」的同志，搶先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根本不顧我家庭的實際情況，贈予我一頂大帽子——「地地道道的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以後，再加上其他「罪名」，我被關進「牛棚」。在「牛棚」裡面，凡屬我自己支配的時間，我一用來學習，二用來回憶。我越討厭那些一天到晚講假話、亂整人的人，就更加懷念三爸這種平凡的、有益於人的好人。1973年，我在回幹校途中悄悄繞道上海去看四爸，又提到三爸的墓地，但四爸回答說：「已經在破『四舊』時被剷平了。」我聽了心像刀割似的絞痛，但怕引起四爸難受，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只是想：你們能鏟掉三爸在虹橋的墓地，但無論如何也抹不掉三爸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

「十年浩劫」早已過去了。不論社會如何發展和變化，我不相信什麼「人本來就是自私的」這類鬼話，我期望下一代能具有好的思想。每當晚上，我有機會和孩子聚在一起的時候，我愛講三爸的故事給他們聽。四爸說三爸不願意驚動別人，但卻「播下了愛的種子」。我發現，孩子們已開始了解和尊敬三爺爺了。有一次，剛學步的小外孫在旁邊玩，我女兒就對他說：「等你長大了，給你講我三爺爺的故事！」

1981年10月22日

|附|

挽三哥

李健吾

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三哥」去了，靜悄悄的，沒有留下一句話，帶著生的希望，就在小鳥迎著太陽唱起歡喜的歌曲的時候，辭別了我們這個永遠在紛呶之中旋轉的地球。去了也好，對於這樣清貞自守的君子人，塵世真是太重了些，太濁了些，太窒息了些。

他並非不是鬥士，我們一直把他看作《家》裡面的覺民，隨著三弟覺慧打出腐朽的世紀，獨自，孤單單一個人，在燕京大學讀書，在南開中學教書，以李林的筆名翻譯外國的傑著，然後，神聖的抗戰未了，流落在上海這個鬧市，除去六七個朋友之外，沒有朋友，為良心，為民族，守著貧，讀著書，做了一名隱士。他沒有「琴」，永遠沒有那麼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我們時常和他開玩笑：「你的琴表妹呢？」他笑笑。那是他四弟的製造。巴金在故事裡面安排了一點點理想，一點點美滿的幻覺，然而我們的「三哥」一直在寂寞之中過活。

他是巴金的三哥，我們這些熱情的嘍啰，便也喊他「三哥」。

他兄弟的幾個朋友變成他的朋友。四五年來，不想多交朋友，有了錢便只是在舊書鋪為自己買書，為兄弟買書，更喜為心性喜愛音樂，買舊樂片（古典的，著名的大麴），聽工部局樂隊演奏。沒有人看見他在任何社交場合拋頭露面，生活越來越高，他沒有力量維持下去了，然而不開口，他只是剝削他可憐的最低的享受。書不買了，音樂會不聽了，門也索性不出了，他開唱機，坐在他的（實際是他四弟的）破舊的沙發裡面，四處堆滿各式各樣的西洋書，陶醉於靈魂的獨來獨往的天地。人是一天一天瘦了。朋友也一個一個全瘦了。聚在一起，大家握著一份報紙，從興奮或者頹喪的消息推論戰爭的勝敗。期限恐怕更要長了，壓迫恐怕全要更長了，朋友恐怕更走投無路了，最後一關最難過。做生意不會，煎熬的本領倒是有的。物質的享受減到零，一個原本瘦弱的身體越發瘦弱了，最後有一天，倒下來，躺在床上，發了好幾個月的燒。他拒絕尋來的同情，以為肺癆不至於把他帶往死亡。然而，精神敵不過物質，書生鬥不過市儈，我們的三哥，由於營養不良終於去了。勝利讓他興奮，他唯一的遺憾是他沒有能夠利用長期的隱居好好工作，分分四弟的擔負，減減四弟的心思。

百無一用是書生。

這個書生是我們幾年以來看到的僅有的一位君子人，他不高傲，但是孤潔兩個字送給他當之無愧，恐怕也就是只有他最最相宜。這真不易，太不易了。

聽不到人籟，

自有你的天籟，

天那樣藍，

天那樣高，

你乾淨的靈魂。

1945年11月29日《文匯報·世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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