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淋著雨，流著淚，離開上海——記「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我淋著雨，流著淚，離開上海

——記「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夜讀作家徐開壘著的《巴金傳》（續卷），其中《患難見真情》一節，提到有關我的一些記敘。先摘其一段：

這一年10月底，巴金的大哥李堯枚的兒子李致給巴金來了信，給巴金帶來了成都老家對蕭珊去世后巴金處境的關心。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從北京返回設在河南的幹校時，悄悄地繞道上海來武康路看過巴金。當時他與巴金同睡在一張床鋪上，曾給他轉述過一些老朋友對巴金的懷念。但由於受當時各種條件的限制，雖同睡在一張床上也不敢深談。在這次來信之前，李致就曾有信給小林。那時蕭珊住院動了手術，小林曾把李致來信的事告訴她，但蕭珊已不能說話了，她只點了點頭，就閉上眼睛休息。這次李致來信，是蕭珊去世后給巴金的第一封信。它給巴金帶來安慰。註釋標題這裡敘述的時間有誤。「文革」期間李致給巴金的第一封信是1972年10月30日寫的。李致從北京繞道去上海看望巴金是在1973年春。

讀完之後，二十三年前的一些事，又重新出現在我眼前。

「十年浩劫」開始的時候，我在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任總編輯。很快，團中央所有報刊的總編輯，一個個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包括我在內。我先靠邊站，繼之進「牛棚」，然後又到幹校「勞動改造」。

20世紀50年代巴金在上海

過去許多「運動」，往往從文藝界開刀，這次更不例外。看見北京文藝界許多著名人士被「揪」出來，我必然擔心四爸巴金的處境。特別是幾年前我就知道姚文元在策動批判巴金，后被周總理制止。1966年6月，亞非作家會議在北京召開，巴金是中國作家代表團副團長。但與此同時，造反派在揭發我的大字報上，已提出要我交代與「反動學術權威」巴金的關係。當時我還沒有完全被看管，我先從全國作協那兒知道四爸的住地，然後打電話給他。電話通了，只說了幾句一般的話，彼此都顯得很拘謹。過去四爸到北京，總要打電話給我，我也一定會去看他。而這次我沒提出去看他，他也沒有叫我去。不過，聽到了他的聲音，我感到溫暖。六年後我才知道，四爸當時已經預感到「大禍臨頭」了。

相當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四爸的消息，但我認定他在劫難逃。果然在1967年5月10日，報紙刊登了一篇名叫《大樹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文章，批判巴金「是最典型的資產階級精神『貴族』」，「過著寄生蟲、吸血鬼的生活，寫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可以想得到，四爸會遇到多麼大的災難，我真擔心他能否承受得了。機關造反派趁機對我施加壓力。說我過去寫的材料是「假揭發，真包庇」，必須真正揭發巴金的「罪行」。其實，我和巴金接觸（不包括童年時期）的次數不多，我如實地一一寫出。造反派說我「態度惡劣」，但除拍桌大罵以外，也無可奈何。不過，他們責令我把巴金給我的信全部交出。我清理了一下，有四十多封信，是四爸在1956年到1966年十年間寫的，光明正大，沒有見不得人的地方。我理直氣壯地把信交給造反派，以為他們看了之後會退給我。沒想到，交給這些人的信之後便石沉大海，到現在為止誰也不知道它們的下落。

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我自己的思想也亂了。我認為巴金的世界觀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既然我從小喜歡巴金的作品，現在是「文化大革命」，有必要重新閱讀一次。第一本讀《家》，這是他的代表作。接連兩三個晚上，我讀到深夜，在鳴鳳跳湖和瑞珏逝世時，傷傷心心地哭了。因為哭出聲，把愛人驚醒，她以為我出了什麼事，連問我：「哭什麼？」

1968年4月22日，我被關進「牛棚」。除受批判和勞動之外，只許學《毛選》。我通讀了四遍《毛選》，但還有很多時間，坐在那兒實在難受。我以檢查文藝思想為理由，要求讀《魯迅全集》。出乎意外，我的要求被批准。我兒子按時送東西的時候，給我分卷送來《魯迅全集》。這一下日子好過多了，我天天讀魯迅的書。在「牛棚」，我思念四爸。每當我翻開《且介亭雜文續編》，讀到魯迅說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這一句話，真是思緒萬千。我明白了那些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打著魯迅的旗幟，實際在玩「顛倒人妖，混淆是非」的把戲。

1969年，到了河南省潢川縣「五七」幹校。有一天，公布晚上將放電影《英雄兒女》。我看過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十分感人。如果是放這部電影，是否意味著四爸的處境有所變化呢？吃完晚飯，全連人排隊到校部前的空壩。一路上，眾人有說有笑，我卻埋著頭不言不語，一心期待我的願望能實現。電影一開放，果然是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我當然感到高興；但「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這幾個字卻被刪去，使我大失所望。這個謎若干年後才解開：影片是周總理叫放映的，刪去「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則是「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下令的。

巴金，我的四爸，我真想念你，擔心你！

已經記不清我是怎樣下的決心：1972年8月，我給巴金的女兒、我的妹妹小林寫了一封信去。歷時一個月，才收到小林的回信——原來蕭珊媽媽在8月13日逝世。我幾次提筆給四爸寫信，但坐在桌前，望著稿紙，竟寫不出一個字來。直到10月30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口氣寫了六年來的第一封信。

爹註釋標題李致曾過繼給四爸巴金，故稱巴金為爹。詳見《李致文存》之《我的人生》卷中《大媽，我的母親》一文。：

提起筆，千言萬語，真不知從哪兒說起，我們有六年沒有通信。然而，我這幾年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更關心你。你對我一定也如此。

到目前為止，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1965年你去越南之前；最後一次談話，是1966年在北京的那一次電話。所有一切，我都不會忘記，它們將永遠刻在我心裡。

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麻煩，前一段時候我暫時沒有給你寫信，而且也不知道把信寄到哪兒。今年8月，我寫了一封信給小林，算是試投，期望能取得聯繫。小林有一個月沒回信，我擔心這個希望也沒了。後來，小林的信來了，我一看見信封就高興，滿以為這封信會給我帶來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它帶來的卻是媽媽逝世的消息。

媽媽逝世，你當然最難受。我本應該立即寫信安慰你。可是，我能向你說什麼呢？有什麼話能減輕我們的痛苦呢？我實在想不出。就是現在，寫到這裡，我的眼淚也忍不住往下流。

1964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上海。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第一次看見媽媽，我開始喜歡她。記得那個晚上，大家在屋外乘涼，蕭姐註釋標題蕭姐：蕭荀，李致大姐的朋友，也是巴金和蕭姍的朋友。也在場。我向你要《收穫》復刊第一期，你答應了。媽媽立即說你「偏心」，說她向你要過幾次，你都沒有給她。當時，我們是多愉快啊！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天倫之樂」吧！然而，這樣的聚會，這一生都不會再有了。

我最好不在這個時候給你寫信。因為不僅不能給你安慰，反會引起你的痛苦。不過，我還要問一遍：媽媽去世之前，她看見我給小林的信沒有，她說了些什麼？我問過小林，她沒有回答，但我很想知道。

就這樣吧，我不再寫下去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感情。

李致

10月30日

大約十天以後，我收到四爸的信。多麼熟悉和親切的字，我的心激動得快要跳出來了。我小心地把信封剪開，急急忙忙地讀下去。

李致：

三十日來信收到（你上次給小林的信我也見到），知道你的近況我放心多了。這些年我也常常想念你和你的幾個姐姐。三年前有人來外調，才知道你當時靠過邊，但是我又知道你沒有歷史問題，認為不會受到多大的衝擊，我一直不想給你寫信，害怕會給你找麻煩，心想等到問題解決了時再通信息。現在你既然來信，我就簡單地寫這封信談點近況吧。我1969年參加三秋後，就和本單位革命群眾一起留在鄉下，以後1970年3月又同到幹校。今年6月因蘊珍病重請假回家，7月下旬就留在上海照料她。她去世后我休息了一段時期，9月起就在機關上班（工宣隊老師傅和革命群眾今年都上來了），每天半天，主要是自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幾個月並沒有別的事。但問題尚未解決，仍在靠邊。住處也沒有改變，只是從樓上搬到樓下而已（樓上房間加了封，絕大部分書刊都在裡面）。我身體還好，情緒也不能說壞，蘊珍去世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永遠忘不了她，然而我無論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認真地學習。

你問起媽媽去世前看到你的信沒有。你的第一封信是8月4日寫的，信寄到時，她的病已到危險階段，剛開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對她講你有信來。她只是點了點頭，那時身體極度衰弱，靠輸血維持生命，說話非常吃力，只有兩隻眼睛十分明亮。我們不知道她那麼快就要離開我們，還勸她不要費力講話，要她閉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這個情況，因此也沒有留下什麼遺言。想到這一點，我非常難過。

寫不下去了。祝好！

堯棠

11月4日

與四爸通信，我不敢告訴任何一個人。蕭珊媽媽去世，對四爸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他畢竟健康，這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明白當時的形勢，也清楚彼此的處境，不能過多通信。但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要設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正好我愛人所在河南明港學部（即以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幹校，全部人員回北京「清隊」，春節我將回北京探親。於是，一個「秘密」計劃開始在我大腦里醞釀。

當年12月底，我回到北京。我兒子早隨他媽媽回北京讀書，女兒不久也從北大荒兵團回來。難得的團聚使我們暫時把這幾年的苦難丟在一邊，高高興興地度過了春節。當時，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屋子裡住，只有晚上孩子們熟睡了，我和我愛人才能討論我的「秘密」計劃，決定在我回河南幹校時，繞道去上海看望四爸。為避免被人抓辮子，我們不向任何人透露這個打算。到了上海，看到的熟人，都說是去看眼病——我的確在害眼病，曾先後請假到武漢、成都去醫治過，這次回北京多次去朝陽醫院看病。在上海，如住在四爸家不方便，就住在最可信賴的朋友家。按時回幹校，只按北京到河南信陽報銷火車票。當時探親，只要有一張從幹校回家的車票就可以報銷雙程車票了。因為人已經回到幹校，必然是乘車回來的，不可能從北京步行回來。一般不會引起懷疑。一年一度的探親假，日子非常值得珍惜。為了不浪費時間，春節前我們不去排大隊買吃的東西，而是改在春節后（人不擁擠了）再買。但為去看四爸，在我愛人支持下，我提前五天離開北京，乘去上海的火車。我本想在車上多睡一會兒，但想到即可見到四爸，興奮不已。一天多的路程，我的思想有足夠的時間自由馳騁。

1946年7月，巴金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建議，去越南深入生活。圖為巴金在越南戰地留影

……

強加在四爸頭上的「罪狀」之一，是他早年信仰過無政府主義。這有什麼了不起？毛主席青年時期也相信過無政府主義。這是追求真理過程中難免的事。何況四爸同時又是愛國主義者，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和同胞。抗日戰爭前，以魯迅為首，四爸和許多作家共同發表了一個文藝工作者宣言，表示抗日救亡的主張。我讀過四爸在抗戰時主編的雜誌《吶喊》（后改為《烽火》），我也記得四爸在長篇小說《火》第三部的後記里說過：「我雖然相信過從外國輸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國人的血。」四爸的《家》啟發了許多青年人參加革命，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情，怎麼一下就成了「大毒草」？新中國成立以後，四爸一再表示：「我要寫人民的勝利和歡樂，我要歌頌偉大的時代，偉大的人民，偉大的領袖！」50年代四爸兩次到朝鮮，60年代四爸又兩次到越南，曾受到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讚揚。哪一個「貴族」或「寄生蟲、吸血鬼」肯去吃這種苦？

我想起前兩次到上海的情景。那是在1964年7月和10月。第一次去，四爸陪我參觀他的藏書室，大小七間，令我羨慕不已；我們還一起到虹橋公墓為三爸掃墓。第二次是我陪外賓去，只匆匆見了四爸一面。臨別時電話告別，四爸喜悅地說：「兩件大喜事，一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一是赫魯曉夫下台，真令人高興！」我似乎現在還能聽到他洪亮的聲音。

我在機關交代時曾提到四爸送過許多書給我。1960年四爸回成都時，我看見他書桌上放了一本《三家巷》。我向他要，他說是歐陽山送他的，他準備回上海時在火車上看。但是1961年他回上海前卻把書給我，說：「還是送給你吧！」1929年秋我父親離開上海時，把一張自己心愛的唱片送給四爸。四爸深受感動，把這個情節寫在《做大哥的人》裡面。我不禁想起書中的描寫。

我和四爸也有過爭論，主要是對我父親的看法。我父親的性格和遭遇，類似《家》里的覺新，所不同的是我父親以自殺結束了生命。四爸愛他的大哥，對我父親自殺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則認為我父親丟下母親和五個子女，太不負責任。爭論是在三輪車上進行的，那是1964年我們冒著烈日去給三爸掃墓的路上。四爸感慨地說：「連你都不理解，小林他們就更難說了。」

我小時候人很瘦，鼻子比較高，鼻樑有些「右傾」。我外祖母經常把我的鼻樑往左扳。有一次，一個同學不當心打中我的鼻樑，使我流了鼻血。我立即準備還擊，但一下意識到他打我鼻樑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氣馬上消了。四爸知道這個故事以後，常常當成笑話當著我講給別人聽，使我十分尷尬。這是1941年的事情，四爸第一次回成都。

1958年10月，我和四爸在北京巧遇。我參加中國青少年報刊工作者代表團從蘇聯訪問歸來，四爸正要去蘇聯參加亞非作家會議。我到和平賓館看望四爸，他請我在餐廳吃晚飯。他問我吃什麼，我說：「當然是回鍋肉呵！」他笑了，並立即告訴了服務員。但後來端上桌的，卻是一盤對蝦。這是我第一次吃對蝦。

在魯迅葬禮上，巴金等為魯迅抬棺（左一為巴金）

車廂廣播在介紹上海，說上海是什麼「一月革命的發源地」，等等。「文革」把什麼都搞亂了，姚文元等批「無政府主義」，要「巴金負責」。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為巴金辯誣時就回答過：「難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我不相信姚文元沒有讀過這篇文章！

聯想到自己，我過去自稱是魯迅的「信徒」，但我並沒有學到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錯的，也不敢講真話。從在「牛棚」里讀《魯迅全集》時起，我就決定不再稱自己是魯迅的「信徒」，因為我不夠格。

……

到了四爸家，四爸和九姑媽既感到高興，又感到意外。四爸稍瘦了一些，身穿一套藍色中山裝，唯一不同的是頭髮全白了。我們緊緊地握著手，以此表示互相的信賴和關懷。

新中國成立前我做過地下工作，有些經驗可以運用。我必須表明我的來意，以便對付可能出現的各種場面，我說：「我是專程來上海看眼病的！」

第二天上午，我請蕭荀——我大姐的朋友，后成為四爸和蕭珊媽媽的朋友——陪我去上海五官科醫院看眼病。一個寫有我姓名和年齡的挂號證，我把它妥善保存了很多年。通過蕭姐，我了解到四爸在「文革」中的許多遭遇。

1973年春，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時，到上海五官科醫院看眼病的憑證

家裡顯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閉了樓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趕在樓下居住。原來的客廳成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但小棠到安徽農村插隊，床空著。小林和祝鴻生剛結婚，他們是同學。小祝是在四爸處境最困難的時候與小林結婚的，這說明小祝的人品和愛情的純真。當時他們還沒有生孩子。九姑媽和十二孃也不像過去那樣愛說話。沒有人來串門。

蕭珊媽媽逝世給家裡籠罩著一層陰影。記得我第一次來上海時，到處都有她的身影和笑聲。她張羅著許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斷地和我開玩笑……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蕭珊媽媽。我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見一張照片：蕭珊媽媽躺在床上，全身蓋著白布單；四爸站在旁邊，穿一件短袖襯衫，左袖上戴著黑紗，兩手叉著腰，低著頭哭泣。我突然覺得自己也到了現場，和家人一起給蕭珊媽媽告別。

單獨和四爸在一起的時候，我便告訴四爸，這次來上海是為了看望他。我知道眼病情況和治療方法，到醫院不過是拿一個挂號證。四爸原以為我「沒有歷史問題」，「不會受到多大的衝擊」。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早年參加黨的地下組織，難道不是「假黨員」？1947年我在重慶被捕過，正好抓「叛徒」。我上中學時與所謂「胡風反革命分子」有過接觸，曾在文章中引用過胡風的一句話，起碼算一個「小爬蟲」。加上我不「認罪」，又「拒不揭發」，態度「惡劣」。不過，終於查不到他們想抓的問題。在1969年底「解放」——我們連隊最後一個「解放」的當權派。今後怎麼辦？不知道。好在身體不錯，算個壯勞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勞力維持生活。

四爸的「問題」沒有結論，因蕭珊媽媽去世，回家聽候審查。四爸是我們國家唯一不領工資的專業作家，他的存款全被凍結。一個月只許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養蕭珊媽媽的父親，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家四口人用。我問他夠不夠用，他泰然地說：「沒有什麼！我的生活很簡單。我告訴過九姑媽，必要時我可以只吃麵包。早年我在法國就是這樣。」當年四爸在法國，物質生活非常貧困。

關心別人勝過關心自己，四爸一貫如此。當他知道我曾兩次回成都探親時，便詢問我母親和幾個姐姐、姐夫的情況。我也主動告訴他我知道的一些親友的遭遇。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市長）被迫害致死時，顯得很難過。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兩個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張床上。四爸1942年回成都時，我剛滿十二歲，也和四爸睡在一起。當時正是四爸創作最旺盛的時候。時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卻碰到這樣不公平的遭遇。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記敘了當時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說不出什麼有力的話。我告訴四爸，無論怎麼批他，他並沒有被遺忘。特別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問我有關他的情況，為他的遭遇鳴不平。當時，我不敢提這些同志的姓名。其中有曾德林（後為中宣部副部長）、蕭澤寬（後為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等。我還空洞地講了一些要「相信黨、相信群眾」這類的話，其實我自己早不相信什麼「中央文革」和其控制的「革命群眾」了。臨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樓的走道上談話，我講了準備要求調回成都的想法。想到可能面臨的各種情況，我終於冒出一句心裡話：「如果你的問題解決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勞動供養你！」當時，我們都很激動，四爸沒有說什麼，至少沒有表示反對。

這次和四爸會面，我不敢深談。但我目睹了四爸的現狀：第一身體健康，第二精神沒垮。這就是希望！我在上海只待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離開。我不想在離開時驚動四爸，但他和九姑媽幾乎和我同時起床。不湊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四爸把他的雨衣給我穿上，我們又一次緊緊握著手，互道：「保重！」「保重！」這兩個字，在當時的環境下，有它特殊的含義和感情。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四爸，但我豈敢不按時回到要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幹校？我只得雙手提起行李，毅然離開家門，快步趕到公共汽車站。

我滿臉流著水，是雨水，也是淚水。

1995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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