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彌補

※不知如何彌補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我與住在上海華東醫院的巴金通電話。巴老有語言障礙，主要是我講成都親人的近況和問候，不向他提問，以免他著急。那一天他突然說了一句：「你到上海來走走。」我知道巴老想念我，便回答說：「到上海有點困難，等女兒暑期回來，爭取到杭州看望您。」

放下電話，我心裡很不平靜。

40年代巴老兩次回成都，當時我很小。50年代中期巴老路過重慶，我才算以成人的資格與他交往。1964年我調北京工作后，巴老來北京開會或辦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觸的機會增多。「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巴老，對林彪、「四人幫」的仇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擔憂，使我們的心緊緊地靠在一起。粉碎「四人幫」和以後幾年，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年一般兩次到北京、上海組稿。到上海住巴老家。為了便於交談，姑媽在巴老書房裡給我放了一張摺疊床，巴老還親自為我抱過枕頭和毛毯來。這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我和巴老每一次會面，彼此都很高興。我除了出外組稿，就是在家和巴老擺龍門陣。那些深夜長談，是長輩對晚輩的啟發，又是心靈的交流，我從中得到凈化和快樂。

1982年年底我的工作變動，到了四川省委宣傳部。工作忙得幾乎沒有間歇的時候，更不像過去在出版社，有些工作必須去上海。我和巴老見面的機會大為減少。當時飛機票很貴，我的外甥李舒，過去為存錢去上海看巴老，吃飯時只買鹹菜。有一次我半開玩笑寫信給巴老說，準備只吃鹹菜，以便存錢去看他。巴老很快回信說：「你不用吃鹹菜。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請你來上海，你買飛機票，實報實銷吧！」巴老因患帕金森病，寫信難；以後聽力減退，通電話也吃力。1986年10月3日，巴老在信上說：「我這幾個月身體很不好，大概編寫《隨想錄》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最明顯的是聽力衰退，所以無法同你交談。」儘管如此，我仍經常去信問候巴老。

巴金在開心地打電話

巴老需要我的幫助。1987年3月30日來信說：

我已擱筆，現在心情倒還平靜，估計還可以活兩三年。這段時間當用來處理後事。所謂後事，除了要把捐贈北京圖書館、現代文學館、上海圖書館、黎明學院的圖書資料全部交出，還有《全集》和《譯文集》兩種。《全集》由王仰晨負責，《譯文集》我自己在整理，有十本稿子已經交給董秀玉了。這最後兩件事，大概都需要你幫點忙，出點力。

我極願為巴老效勞，但時間從哪兒來？好在只有三年我就該退下來了。1988年2月，我被選為四川省政協秘書長。巴老知道後來信說：「信早收到。打算回信，卻一直抽不出時間。干擾實在太多，因此我常常感到苦惱。……有一段時候我倒希望你退下來幫忙我做點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記、佚文、書信，等等，在我不能工作的時候，代替我幫助王仰晨編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現在這些都成為空想。」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時找不出好辦法，便主動提出幫助他校看日記。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校看《赴朝日記》。原稿寫在一個很小的筆記本上，字比小螞蟻還小。我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鏡，加上放大鏡才看得清楚。由此可見當年巴老在戰地生活的艱苦。我這次校看，時間和精力集中，任務完成較好。但以後校看《上海日記》，時間和精力分散，拖得很久，影響了王仰晨的進度，使巴老著急。若干年後見到巴老給王仰晨的信上說：「李致他們不了解我，我比較急，只因為我沒有多少時間了！」幸好1991年我去上海給巴老祝賀生日，趁客人多的時候，躲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才把它看完。我實在為巴老做得太少了！

李致和巴金總有談不完的話

時間長了沒去上海，我想念巴老。巴老思念家鄉，終於下了決心，在1987年10月回成都住了一段時間。回上海后巴老來信說，十七天過得這麼快，「彷彿做了一個美好的夢」。不久他又來信說：「這次回成都我收穫不小，想到一些人和事，我覺得精力充沛。我感到遺憾的是沒有機會跟你交談。能夠多活，我當然高興，但我離開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老說我理解他可能多一些，我當然感到高興。但同時也感到慚愧，因為我對巴老的理解還很不夠。理解巴老，既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應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我在這兩方面都不夠，已做過一些反思，還將繼續做下去。至於沒有機會交談，主要是因為我負責安排巴老整個活動，既要考慮到許多人希望見到巴老，又不能讓巴老過於勞累，所以儘管天天見面，卻不願多佔巴老的時間。天下真難有兩全的事！

這以後，我大概每隔一年到上海去一次。不能要求巴老多寫信，他聽電話又吃力。不過我每次去上海，除少數必辦的事以外，總是儘可能待在巴老身邊。他精神好的時候陪他聊天，疲倦了就讓他閉目養神。他說找不到照片，就為他清理照片。有時輕輕地為他揉揉手。我的時間安排得很緊，有幾次巴老都問：「為什麼慌著回去？」但巴老處處為人著想，從沒有強留過我。有一次我到了上海機場，航班改在第二天，我立即趕回家裡，對巴老說：「『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巴老高興地笑了。

1989年7月，巴老寫信對我說：「我仍在醫院，大約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機會過上海時，可以找我談談。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燒的火，它有時也會發光，一旦錯過就完了。……」

然而那時我一天忙到晚，未能滿足巴老的願望。

1991年我退下來。為探親，和老伴在美國待了八個多月。這八個月巴老一共給我寫了三封信。他不但沒有責備我，反而在信上說：「你和秀涓難得這樣長期休假，能多看看，多休息也是好的。」

我滿以為回國後有機會多去上海，幫助巴老做點事。但我的老伴病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1993年10月，我陪三位美籍華人去上海（這是在美國時約定的），當天下午便趕去看望巴老。巴老正在客廳午睡，姑媽說平常這時巴老已經起來，要叫醒他。我堅持不叫醒巴老。大約半小時后巴老醒來發現我，生氣地問：「為什麼不早叫醒我？為什麼不早叫醒我？」巴老這樣珍惜和我見面的時間，使我很受感動。

1997年8月底，李致女兒李芹、兒子李斧和孫女珊珊到杭州看望巴金。圖為四代人同在西湖邊。左起：李芹、小林、珊珊、巴金、李斧

這幾年，只要我女兒李芹從加拿大回來，我的身體條件許可，我總要爭取去杭州看望巴老。但巴老年高，身體不好，有語言障礙，交談的時間不能過多。我這才感到自己的過失。我錯過了許多理解巴老發光的「心上燃燒的火」的機會。然而他知道秀涓的病情時，卻對我說：「我贊成你對秀涓的態度。」還說，「你身體不好，出遠門最好找人陪你。」

去年暑期，我的女兒和女婿、兒子和孫女，一起去杭州看望巴老，特別是我兒子會說些話使巴老發笑，巴老很高興。臨別時，巴老對我女婿說：「李致前幾年他不來，現在來，我談話已經困難了。」

我原準備今年去杭州，但暑期因住醫院，願望落空。我覺得對不起巴老，又讓他失望，但巴老卻擔心我的健康，叫我千萬不要去。

我真不知怎樣才能彌補這些遺憾和過失。

199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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