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國地理大勢（2）

與追求穩定和平的農耕人形成強烈對照，在四百毫米等降水線西北部，雖然有少量由內陸河與地下水灌溉的綠洲農業，但這裡佔壓倒優勢的是游牧經濟。處於文明社會的門檻以外，沒有文字，不知禮儀。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到，中原文明在遭遇游牧民族侵略時有一個不利因素，即曠日持久的戰爭會對經濟結構複雜的社會產生越來越大的破壞性影響。原始落後的游牧民族能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而文明社會的力量則被各種各樣的活動所分散；曠日持久的對峙將會使文明社會承受巨大的負擔。常備軍數量的增加就會導致人民捐稅壓力的增大，從而導致經濟生活的逐漸瓦解。

游牧民族軍事集團騷擾文明居民社會所造成的混亂遠遠大於農耕民族的軍隊對游牧民族社會的報復性襲擊所造成的損失。帝**隊要想給游牧民族敵人以致命打擊是很難的，因為它很難找到一個適當的目標。當大軍逼近時，他們只要收拾一下行裝就馬上轉移了。即使已經定居的游牧民族社會，況也相似，因為當地的生活資源雖然很容易被一次襲擊所摧毀，但很快會恢復。在文明程度不同的兩個敵對方面的戰爭中，文明程度高的一方往往贏得勝利卻付出極大代價，因為戰爭已經把他們拖垮了；而文明程度低的一方往往遭受失敗卻無損大局，經濟的落後反而使一貧如洗的他們沒有什麼可損失的財產；既然在與農耕文明打仗時不會失去什麼，他們也就不怕長期對峙，不在乎敵對行動的升級。對於處於守勢的中原文明社會來說，永無休止的邊境戰爭不僅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引起了人們對這個無法解決的政治軍事問題的長久焦慮，當他們束手無策時，更覺得大難臨頭。

這種懸殊的心理狀態不斷展，使得文明一方終歸在劫難逃。如果說游牧民族最初是為了避免被文明社會征服或消滅而不得不學習自衛本領，那麼當他們增長了作戰能力，取得了軍事優勢時，他們就會禁不住將戰爭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游牧民族可以用劫掠或坐領津貼來榨取它的財富。而且，這種以軍事為主業、以游牧為副業的生活更適合其天性。這樣，游牧民族在經濟上不再自足自立，而依附於農耕民族。

唐時的突厥，宋時的契丹、女真、党項，以及後起的蒙古，生活方式與匈奴近似。而東北的女真，為半農半牧或半農半獵的游牧民族，也具有游牧的特性——慣於遷徒。一般當牧區水草豐茂的時候，游牧人是滿足於自己的生活的。農耕區的富庶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在游牧－農耕分界線如長城各關口進行交易，以畜產品與農耕人交換糧食、茶葉、布帛、鐵器，這種物資交換形式後來稱為「茶馬互市」。然而，一旦氣候異常，草枯水乏之際，飢餓使游牧人變的瘋狂，他們競相南下劫掠，來如如風。依靠其軍事化的組織，將短暫的劫掠展為大規模、長時間的征服戰爭，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混游牧區和農耕區的王朝。

在古代，游牧民族是天然的戰士，略加組織訓練，便可變成令農耕人戰慄的武裝力量。游牧民族軍事組織、生產組織、社會組織是合為一體的。游牧與狩獵就是軍事演習，戰爭和掠奪是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普通的牧人與騎馬戰士之間只有一紙之隔。

與游牧者不同，農耕民族為了展農業生產，他們兵農分工，有一支脫離生產職業軍人，這就需要朝廷和民眾投入大量財力來養兵。巨大的軍事消費與有限的農業生產積累形成尖銳矛盾。許多王朝也曾嘗試在邊境地帶實行兵農合一的屯墾制來抵禦游牧民族的侵襲。但屯田時日一久，即產生士兵不善於作戰的後果；同時，軍官又演變成實際上佔有屯田和屯兵的農奴主，與屯墾的初衷大相徑庭。兵農相分的農耕人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財政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遠不如兵牧合一的游牧人那樣便捷。農耕人由定居生活養育出的飲食起居習慣，也無法與游牧人一較短長。農耕與游牧人這兩種經濟類型和生活方式，決定了古代社會的軍事格局：經濟、文化先進的農耕人處守勢，經濟、文化落後而武力強盛的游牧人處於攻勢。兩大部類文明長期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