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四十章.邊界，華夏文明版圖（3）

而在這一年之前生的事，在時間上無法確認，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及，自黃帝時代以來都有確切的紀年。***但說法各不相同，真實的歷史紀年無法確定，因此，司馬遷沒有把它們記錄下來。因此，中國古書記載的上古確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再往上就無法確認。

「夏商周斷代工程」，歷時五年，2000年11月9日，專家組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

已確認的中華文明約4000年（夏朝）。斷代工程沒有考證黃帝的年代，而當前西方歷史學主流只承認商朝為「文明期」3500年。

在中國歷史中，在漢以前，中國雖然有夏、商、周三個朝代，但從來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歷史學家張光直認為：「夏商周三代的關係，不僅是前赴後繼的朝代繼承的關係，而且一直是同時的列國之間的關係。從全華北的形勢來看，後者是三國之間的主要關係，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國之間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

俄羅斯聯邦阿斯特列里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中，為俄聯邦教育部推薦教材，對中國的介紹比較詳細，其在《世界文明史》「古代中國」中提到：「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歷經數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傳統的延續性，這是一個奇迹。」

黃河和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起始中心」。從商代的青銅器等出土文物中，已經反映出古代中國人對待事物的態度：和諧一致性也逐漸展成為中華文明傳統的基礎。在中國人看來，生活中的一切看似混亂駁雜的現象，實際上都只是事物多樣性的表現，實際上它們都保持著一種內在的平衡與和諧。即「任何事物的材料、造型與內涵都必須和諧一致。」「古代中國人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因為在他們看來，這裡就是世界的中心。」「歐洲和中東國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為宗教、社會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變革而生大的斷裂，但是中華文明是一個例外：「在最為艱難的歷史時期，『天下』總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價值體系中尋找出路——她從不從旁模仿，也不盲目吸收外來經驗」。正是藉助於苛刻的批判眼光，中華文明對待「異己」總是格外小心，她也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脈相承的獨特文化。有別於歐洲人對理性和行動的重視，中國人更看重感、直覺、沉思與無為；歐洲人經常只看到事物表面的相互關聯，但是中國人卻能洞察事物內里蘊含的秩序與規律。

古代中國的經濟基礎是農業，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普遍重視耕戰，即兵農合一，有戰事時則徵召為戰士，無事時則為農夫，最後由位於西北方耕戰問題解決的最好的秦國完成了統一。自此之後中國基本一直處於統一的況下，即便有好幾個戰亂時期，但整個趨勢仍然是要形成統一的**帝國。因此中國政治不同於西方，更強調家庭的和國家的世俗的秩序，及各種道德倫理。追求道德上的提升，具有聖人的德，對外施行王道。「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內聖外王」就是典型的中國儒家思想價值觀。

構成中國文明內聚性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是，存在著一種可追溯到數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由表示義的漢字組成。任何漢字，不管其音如何，含意卻是同樣的。這種共同的書面語是為中國提供統一性和歷史連續性的一種重要力量。它對整個東亞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國漢字書寫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為周圍包括日本人、朝鮮人和部分東南亞人在內的大部分民族所採用。

促成中國文明的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還有通稱為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面的財富。同中國大多數思想家一樣，孔子主要關心的是，在這世界上建立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幸福的社會。雖然孔子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對於玄學或者推測來世，並不很感興趣。當有人問起死的意義時，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來世的不關心，後來導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與印度、中東和西方傳統地對神感興趣，形成鮮明對照。孔子闡釋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係。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寧，皇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