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文壇需要我這樣的「檢察官」（1）

殷謙

有個文友在某文學大賽中獲了獎，欣喜若狂。***次日約我去吃飯，酒桌上自然是大侃特侃他的小說，我安靜地握著茶杯取暖，欣賞他的眉飛色舞。也許是見我好久不作聲，他臉色顯然不悅起來。我覺了他的窘，只好說了我對他那部獲獎小說的看法，總之被我批得體無完膚，一塌糊塗。文友的臉慢慢變綠了，放下酒杯甩袖而去。最終是我結帳，走人。踩著落日的餘暉，一路悵怏地回家。我就這點不好，也就是結識我的人所說的不長眼色，該說好聽話的時候卻鼻堊揮斤，不該說好聽的話的時候偏贊口不絶，一直就這麼渾渾噩噩地過了三十多年，到頭來沒有幾個可以合得來的朋友。再後來他們就看慣了我的不長眼色，回回都批評我簡直就是不長記性了。文友無非就是想聽我說句讚美的話，就全作為鼓勵，就這麼一點小小的心愿我卻吝嗇得不能成人之美。

我們這個時代病了，而且病得不輕；隨之而來的是這個時代的文學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寫這部書，目的並不是展開批評，而是在揭露一些真相，宣洩一種緒，因為我明白，時代與文學的病相依然如故，我的這些微弱的文字並不能改變什麼。那麼作為文壇個體，我有批評的自由，我有質疑的自由，以及將內心的話說出來的自由。如樹立我們個人的精神一樣，擁有精神財富的人必然是一個優秀的人，那麼我們所在的這個社會呢？要想進入一個文明的社會，殷謙以為就必須養成在批評中成長的習慣，人與社會亦然，都要學會在批評中慢慢長大，逐步走向成熟。所以，文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鼓勵並培養批評精神和懷疑精神的社會。我們常說，優秀的人有極高的素養，甚至是虛懷若谷，他們都有一個能包容一切的胸懷，所以說，一個社會倘若對批評的寬容度和寬容度愈大，那麼這個社會的文明度也就愈高。

不說要虛懷若谷，就一個真正的作家而，起碼要有接受批評的態度和意識，起碼要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自覺的批評意識，否則他就不算一個真正的作家，我們當然要質疑他的文化修養個文明素質。而殷謙現一個現象，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卻沒有這樣的精神，他們因為擁有市場資源和聲譽資源，成為文壇最具有話語權的人，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就應當享受批評的豁免權，誰要是批評他的文字，那就等於是與他過不去，就意味著批評他的人是別有所圖，是不懷好意的「作秀」，是居心不良的「炒作」，面對別人的批評向來是懷有敵意的，只喜歡那些沒有一點用處的好聽話，喜歡吹捧和誇獎，喜歡虛名和虛榮，他們淪落為文壇的財奴，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典型的「喪家狗」。

面對這樣一個文壇的批評環境，試問誰又有足夠的熱或耐心將原本善意的批評進行到底？

人的成長需要批評，一個社會也需要批評。文壇也是一個小社會，而且這個社會肩負著改善人們的精神文明的使命，它是人們獲取精神食糧的重要基地之一，別看我們時代的這個社會小，他能把這個大社會給搞得烏煙瘴氣，不倫不類。既然文壇如此重要，那麼我們就有心愿希望它好，我們就有責任使它變得更好。批評的目的並不是批評對象所說的惡意的搗亂或攪局，而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呵護，只有小人才會將善意的批評理解成不懷好意的攻擊。批評是一種有價值的體驗，批評是一種自由的表達，是一種思想的交鋒，是批評家對批評對象的一種信任，是寄予批評對象的一種熱切的希望，所以作為評論家，要有能勇於展開批評的智慧和激，而作為批評對象，更應該有接受批評的胸懷和勇氣，換句話來說，作為人我們更要賦予生活以內在的活力和理性的精神……而對於這些，我們時代的作家誰又真正地做到了？

中國當代作家多嬌氣，驕氣。愛慕虛榮是中國文化的消極的傳統，喜歡聽奉承話，這個時代的奉承大概並不代表阿諛，而是圖個吉利。生活中大家都喜歡聽吉利話，也就不好說是奉承了。這個在文學界尤其顯顯，當代的作家又有哪個不喜歡聽奉承話呢？尤其獲了大獎喜慶的時候，更要盼些「吉利」話了。當代作家自幼就在這麼一個敵視批評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環境中長大的，與大數中國人一樣信奉一種中庸的生存哲學，其人生哲學的妙處就是所謂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所以人人都變得特別現實和實際：有利則來，無利則去；所以，視正義和真理等精神價值為遊戲，而將別人坦誠的質疑和善意批評當成是和人過不去。在這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中有責任感或正義感的批評家們都退縮了，同在這樣的一時代，批評家的正常成長受到了影響，多有見了名人就下跪的軟骨頭，多有見了利益就堆起滿臉的沒有用的爛忠誠，何時又見過幾個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家？